文｜杨贵山 、杨帆
退休前的这个夏天，岳根·博斯（Juergen Boos）走进了《出版人》杂志的办公室。2026年10月本届法兰克福书展落幕后，这位执掌该书展二十年的总裁兼CEO将正式卸任，由卡尔森出版社CEO约阿希姆·考夫曼接棒。
在法兰克福书展77年的历史上，岳根·博斯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21世纪以来任期最长的法兰克福书展掌门人，他始终把书展定义为一个“连接人”的地方，并推动法兰克福书展从单纯的版权集市，发展为全球出版人、书商、代理人与作者的创意舞台。
岳根·博斯也是中国出版人的老朋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从德罗默、汉泽尔等大众文学出版社起步，又转入施普林格、约翰·威立从事科技与学术出版，再到2005年执掌法兰克福书展——而对中国的关注，几乎贯穿他职业生涯的始终。迄今三十余年间，他多次往来中国；2009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首次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
如今，全球图书市场正在经历深度调整，AI已经叩开这个传统行业的大门，旧问题与新变量一并摆上桌面。但这一切对博斯而言并不陌生——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场与不确定性的漫长共舞。也正因如此，面对这一轮由技术掀起的变局，他既不慌张，也不轻慢。在他卸任前，《出版人》与他展开了一场深谈——一个书展的二十年，一个行业的来路与变数，以及中国出版在这张世界版图上的分量，都被浓缩在这次对话里。
书展二十年，什么始终没变
《出版人》：二十年来，你搭建起一个连接全球出版人、书商、代理人与作者的舞台。你从大众出版起步，转向科技与学术出版，直到执掌书展至今。回头看，从内容到平台这段历程，哪一段对你今天理解书展最有帮助？
岳根·博斯：很高兴与老朋友《出版人》对话——我往来中国三十多年，和《出版人》也相识超过十五年了。回顾职业生涯，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步，是从德国大众出版转入国际学术出版。这份工作为我打开了国际化的视野，也让我慢慢想清楚书展到底是做什么的：去结识书背后的人。我们这个行业所关注的远不只是书，它关乎讲故事、内容与教育。所以当初入主书展时，我已是有备而来，因为世界各地的同行，我大多已经相熟。而在这些朋友里，中国出版界的朋友于我尤为重要——这里有大量优质的学术内容，可以推向世界。
《出版人》：执掌书展的这些年，在你心里，“法兰克福书展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变过吗？
岳根·博斯：书展本身没有变——它始终是关于人的。四十年前，法兰克福书展的重心是开拓区域性的新市场，那时不少国家的出版市场尚未完全开放，整个行业也还谈不上真正的国际化；随后书展的重心转向新的渠道媒介，从翻译、发行，延伸到电子书、有声书这些数字技术，聚焦于技术给出版带来的新机会。过去这几年，内容服务对我们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所有人都在找好内容。所以把内容做扎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这也是法兰克福书展一直努力在做的事——一边改进，一边了解同行的做法，寻求出版的多样性。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内容的质量。
无处不在的挑战
《出版人》：这二十年里，你认为对书展生存威胁最大的，是数字化、疫情，还是什么别的因素？
岳根·博斯：疫情那段时间，我确实一度觉得“天要塌了”。那两年，我们办了两届特殊的书展，其中2020年那届完全搬到了线上——我们也因此真正体会到，人与人当面相见有多要紧。我们曾以为可以拿线上书展来替代线下，但现在我完全确信，线下书展无可替代。信任要靠见面来建立，就像我们此刻这样。版权交易不只是把书翻译成别的语种，还要把书卖给不同的渠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对方未必了解这套书原本的打法，这就更需要彼此建立足够的信任——而这信任，得靠在伦敦、博洛尼亚、北京、法兰克福……大家至少可以每年见一次面。这是我最重要的领悟之一：交朋友这件事，有多重要。
《出版人》：版权交易如今都能在线上完成，人们为什么还要飞到法兰克福，待上整整一周？
岳根·博斯：这关乎信任，也关乎创意。隔着屏幕跟八千公里外的人谈，是谈不出新东西的——创意是要靠“看”的：你在展场的过道里撞见了谁？晚上在酒吧里你和别人聊了什么？这些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跟视频会议完全是两回事。你在书展上能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会想到某个点子真不错。这种事，在虚拟世界里不会发生。这个行业新玩家不断——从亚马逊开始，后来是 TikTok，在中国，进场的新面孔更多。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走近彼此。不然谁也搞不懂对方的生意怎么做。说到底，彼此理解得靠一次次照面，急不来。
《出版人》：你曾说“技术没有内容就毫无价值”，如今生成式 AI 真的来了，这句话还成立吗？
岳根·博斯：现在内容甚至更重要了，因为内容的来源更多了——可能出自作者，也可能出自AI，但这些内容的质量高下，我们还是分得出来的。AI不会改变出版的理念。出版的核心始终是内容甄选、质量把控、品牌、发行、营销。虽然出版流程里的每一个环节AI都帮得上忙，甚至翻译也行——尽管仍要有人来核校，但它无法独立生成原创内容，也不会改变出版的根本。出版的根本始终是创造优质内容。所以AI不是威胁，而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这些工具背后的是人。
《出版人》：书展的核心生意是版权交易。随着技术革新、交流成本降低，这门生意二十年后还在吗？
岳根·博斯：其实版权交易这项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一个版权代理人在决定跟哪个作者签约之前，要做各种维度的严格的甄选。今后，这项工作会日益专业化，因为媒介形态越来越多元，不同媒介需要不同的运作方式。把版权卖给亚马逊Prime、网飞，和卖给另一家出版商，完全是两套运营方法。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专业人才，正如企鹅兰登书屋前CEO马库斯·多勒所说，出版的黄金时代还没到来。读书的年轻人更多了——也许不在纸上，而在别的载体上——人人都对故事感兴趣。版权生意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更专业。
书要被卖出去，还要被读进去
《出版人》：主宾国是书展的核心设计之一。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岳根·博斯：邀请一个主宾国，是为了“发现”，为了新的想法。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之前，几乎没人了解中国出版，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出版商与中国同行有业务往来。所以开启这些关系很重要。促成一次成功的主宾国展示，关键不在书展持续的那五天，而在书展开幕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漫长铺垫，这个过程往往要花上好几年。以中国为例，我们当时花了很长时间，才和中国有关部门在“如何呈现中国”上达成共识，但我们由此开启了彼此了解的过程，让中国出版业借助法兰克福书展把中国优秀文化带给世界，我能参与其中，深感荣幸。如今，不少中国出版商已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我想，那一年或许正是他们走向国际的起点。
再如冰岛，这个国家只有三十万人口，人数还不及北京一个区，可他们证明了，小国也能拿出足够有趣的内容。而菲律宾没有悠久的图书出版传统，但却有讲故事的传统，例如木偶戏、戏剧等。在菲律宾的展台，观众看到的是动起来的影像，而不是静止的书。还有今年的主宾国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几十年间几度起落，如今，这个国家正重新向世界打开。为了走到这一步，他们花了三十年……每一个主宾国，都会带来自己的故事、自己讲故事的方式。这非常重要。
《出版人》：你看着中国出版从“买版权”走向“卖版权”。你觉得中国出版的“走出去”做得怎样？
岳根·博斯：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本土图书市场增长放缓的问题。而在国际市场上则是另一番景象：我看到不少中国出版商在海外开展出版业务收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近些年，中国的科幻作品被其他国家广泛翻译引进；国际学术领域有大量原创学术内容出自中国；中国童书和图像小说的版权输出数量也逐渐增多……“走出去”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板块一个板块地走，各有各的节奏。中国内容的国际市场在扩大，但能走多远，取决于门类、质量，还有人脉。多走动，才能让关系活起来。
《出版人》：但“被卖出去”和“被读进去”是两回事。中国的书，真被德国读者读进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