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强社路上,风景独好

八年竞逐强社梦,自力更生、拥抱市场的浙江人民出版社会成为新时代出版的标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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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改革开放后的第四个十年时,除了要看到中国在社会、经济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能忽视这个国度在思想、文化领域开辟的热烈局面。在澎湃的变革浪潮之中,有这样一家出版社的身影分外引人注目。他们在过去的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战果赫赫,在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地方社一跃化为业界有口皆碑、读者青睐有加的头部品牌的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文化体制改革所激发的巨大活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动人注脚。这家出版社就是浙江人民出版社。

从2010年到201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销售收入和年利润分别从5000万元和500万元成长到1.74亿元和3500万元,增幅令整个行业为之侧目。更为可贵的是,这份成长是在不依赖教材教辅、也没有急剧扩张团队规模的基础上实现的。面对艰巨的任务指标和急剧变化的阅读市场,这家出版社从未放弃身为人民社的初心,并以一种昂扬且执拗的姿态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人民精神需求水准日渐提升、出版产业重拾稳健和价值观念的当下,浙江人民出版社踏出的这条荆棘之路或将成为更具标杆价值的范本。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总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挂在嘴边,从见证者、亲历者到谋划者,叶国斌认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实践正是对浙江出版人勇于突破、能打能拼精神的精准诠释。“在人员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浙江人民社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让我倍感自豪。”叶国斌说。当记者问及这份成功背后的秘诀时,叶国斌表示:积极地往市场转型,向市场要效益是浙江人民出版社近年来的指导思想。无论是主题出版物还是一般市场书,浙江人民出版社都遵从这一原则,也正是因为变化了视角,让出版社在大社强社之路上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为主题出版找读者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启航地,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地的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优势和敢于创新的改革开放先进文化资源优势,对此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总裁鲍洪俊表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打造重点主题,把浙江打造成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版高地。”而在主题出版的队伍中,走在前列的正是浙江人民出版社。迄今为止,该社已出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图书60多种。

“主题出版绝非没有市场。它正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叶国斌告诉《出版人》。在许多出版社仍把主题出版视作服务大局的任务的时候,浙江人民出版社就颇具前瞻性地将其纳入自身的整体框架中,逐渐摸索出了主题出版与阅读市场相结合的新模式。

八年来,浙江人民出版社以“思想引领时代、知识服务用户”为价值观,始终把守住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而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崛起的过程中,主题出版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家位于杭州的出版社并不仅仅把使命局限在服务本省省委省政府上,而是精心设计了上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下接地方基层工作者具体需求的产品体系。

近年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主题出版作品可谓硕果累累。除了行销全国并已进入多语种翻译出版工程的《之江新语》,还有当选中宣部第八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的《红船精神问答》,被新华网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图书重点推荐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浙江卷)》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发行量达到300万册、深受浙江全省党政部门欢迎的《读懂“八八战略”》,第一部以浙江实践来全面反映改革开放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不仅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大厦添砖加瓦,也构成了浙江人民出版社增长的驱动力。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主题出版没有亏过钱。它恰恰是我们利润最重要的增长点。”叶国斌表示。据他介绍,浙江人民出版社每年推出主题出版物百种左右,而它们产生的利润已占到整个社利润的将近一半。仅凭主题出版一项,浙江人民出版社就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放眼全国,能把主题出版出好的出版社如今已为数不少,但能把主题出版物当作利润支柱的寥寥无几,浙江人民出版社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叶国斌看来,原因正是出版社在过去八年间始终坚持主题出版市场化的战略,主动寻找读者,出版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扩大主题出版的传播力和感召力。

“主题出版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题中应有之意。”叶国斌如是说。他从来不曾把主题出版与其他类型的出版工作割裂开来。在他看来,在互联网时代做主题出版,就必须要有用户思维,用户思维的核心是找到读者,“不然再好的书,开发出来没人看,没有发行量,社会效益也无从谈起。”

主题出版物的策划不能单纯地追求“表态”“应景”,当然更不能靠“拍脑袋”。对此叶国斌的要求是:每一本书都要根据读者具体的需求来策划。譬如各级党委中心组每个月都要定期学习,但是学习的材料从哪来一直是一道难题。在叶国斌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为此浙江人民出版社对接省里全年的工作安排,把重要的工作议题转化为选题,调动专家学者,像中央厨房一样为全省干部提供月度“菜单”——“三读”丛书。

“何谓‘三读’?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校长任上时有个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有人来提供学习材料,让学习有的放矢。浙江人民出版社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叶国斌说。《三读丛书》每月一本,五六万字,内容涵盖古今中外,因其短小精悍、选题前卫、提纲挈领而深受读者追捧。面世六年来,年发行量均超过60万册。

除了在选题阶段主动寻找需求,浙江人民社还在主题出版物的营销模式上下功夫,像运作畅销书一样推广主题图书。

主题图书的市场化运作首先要会宣传,能借力。“书做出来不宣传,读者不知道,做了也是白做。”叶国斌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宣传攻势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出版后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西安市市委书记推荐了这本书,要求全市的公务员都要通过这本书学习浙江在提高办事效率上的经验,让《最多跑一次改革》很快在西安销出数万册。

在打好宣传这场仗的同时,浙江人民出版社也不忘攻坚销售渠道,拓宽主题图书的发行面。“经验表明,(主题出版)不能以政府采购、系统发行为唯一的出口。必须把它们推向书店、推向读者。”叶国斌告诉《出版人》。他强调要把征订工作做好,和新华书店一起做工作,确保每本上市的主题出版物都能走进地面店甚至可以送书上门。

为了巩固主题图书的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上下同心,社长、副社长定期带队到各个地方,除了推广作品,也要负责带回新的选题。内外联动,让浙江人民社的主题出版在选题层面既有纵深,又具有了广泛的覆盖面。同时通过组织多种学术论坛,出版社也建立了扎实的作者基础,为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维护作者搭建了平台,促进了一大批接地气、冒热气的主题读物的出版与传播。

靠好书养活自己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值得铭记的关键时刻。那是在“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面对市场化的新要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下达了“双十增长”的考核指标,即销售和利润每年都要增长10%以上。对于一家刚刚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社而言,这无疑是不小的压力。在相对静态的出版行业内,要想实现规模上的突破,教材教辅无疑是一条捷径,也是很多出版企业最终选择的“应对之策”。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浙江人民出版社挡住了快钱的诱惑,守住了身为人民出版社的价值导向。那么经济效益如何实现?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选择是拥抱市场,在坚实的主题出版阵容之外,新增时政、财经、文史三条专业产品线,缩短与读者间的距离,靠好书来养活自己。

“市场化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传统。”叶国斌表示。他告诉《出版人》,这家出版社成立至今,经历了改革开放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成立,期间从未依靠过教材教辅,一直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但1990年代开始工作的叶国斌也清晰地看到了图书市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的变化:“那个时候书荒还没过去,随便出什么都好卖,动不动就能印五万、十万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一旦认准了某个市场,我们就要把它做深、做透,哪怕要花很多年时间也值得。”

明确了发展方向后,浙江人民社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做了大手术。原有七个编辑部全部打乱梳理,围绕新的产品线设立了五个编辑中心,并喊出了“做特时政类图书,做大财经类图书,做强文史类图书”的口号。随后数年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三大产品线捷报频传,诞生了《之江新语》《明朝那些事儿》《大数据时代》等超级畅销书,不仅圆满完成任务,也让员工收入有了大幅提升,证明了地方人民社不依靠教材教辅也能把日子过得很好。

回顾这段往事,叶国斌把产品线战略视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出版市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一着。“浙江人民出版社到今天总人数只有76人,编辑一共有35个人,还是一家小社。越是小,越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追求集聚效应。无论是从产品还是营销的角度上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有一本出一本是没法做出影响、做出市场的。”叶国斌说。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成长中,对外合作,尤其是和民营出版商的合作同样是一个值得总结的因素。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开放的心态,和民营机构进行了选题、营销乃至资本层面的合作。据叶国斌称,合作的目的是借鉴民营机构先进的管理理念、高效的策划机制和精准的营销模式:“他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产品机制,有很多手段、很多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如今包括磨铁、湛庐文化在内的多家民营出版商都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合作对象。在合作中,浙江人民出版社不摆架子:在民营出版商的选题论证会、印数确定会上总能看到出版社编辑乃至领导的身影。同时浙江人民出版社也“不偷懒”, 对于合作出版的作品坚持把握选题立项权和“三审三校”,且品种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当许多国有出版机构的策划、营销能力在与民营出版机构的合作中出现了不同程度萎缩甚至“空心化”的当下,叶国斌认为浙江人民出版社这些年和民营出版机构的合作“非常成功”:“扩大了我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确实提升了我们的选题营销能力。对外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为了练就本领,这是一个共赢的过程。”

展望未来,善于总结和学习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将继续深化产品线战略,并将其进一步向子品牌沉淀。叶国斌表示,浙江人民出版社要用三年时间,在三大产品线的基础上形成十到十五个更具竞争力的细分线,“让读者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浙江人民社的存在,在购书时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的品牌”。为此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推出从地域视角看全球史的“好望角”系列等,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犹太人简史》等精品力作颇受欢迎。《叛逆精神:乔布斯与苹果企业文化》《科学简史:从亚里斯多德到费曼》《科学之魂:爱因斯坦、海森堡、玻尔关于不确定性的辩论》等启蒙文库热销市场。《动漫人生迪士尼传》《我是未来——特斯拉传》《这就是马云》《崔永元:有话说》等人物传记类图书火爆读者圈。未来还会在信天翁财经丛书、实用财经类、实用心理学、家庭教养类等领域催生新的子品牌,以更主动的姿态“应战”阅读市场的变化。

如何成为领跑者?

从言语中不难看出,叶国斌是一个为目标所驱动的出版人,而他口中的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是一个善于给自身加码、利用弹性势能的团队。对于他们而言,“双十”增长指标或许只是一个“小目标”。那么面向未来,浙江人民社有着怎样的理想规划?叶国斌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们希望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站到行业的前列,成为全国地方人民社的并跑者甚至领跑者,朝着大社、名社、强社、标杆社的方向努力。”

叶国斌对达成这个目标信心满满,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环境正让出版者迎来“最好的时代”。就像八年前一样,今天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同样站在转型的路口之上。他们要再度蓄势,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在叶国斌看来,要达成目标,要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加大有效市场产品供给,要策划出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阅读需求及体验的力作,把读者当成用户,树立用户思维。二是推动重点产品开发,要充分挖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如《中华传世藏书》等。精心编校,精准营销,精致出版,发挥出版工匠精神,争取更多项目列入国家“十三五”增补项目,储备能获三大奖的精品图书。三是促使融合产品群壮大,出版+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要积极应对变革,拥抱变革,引领变革,一种内容多种形态呈现,满足不同用户需要。

今天出版社首先要变革的是产品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过去始终以主题出版、重点出版、市场出版作为核心,而如今叶国斌把融合出版也纳入战略的一部分,开始策划覆盖多种媒介形式的新产品。

 “我想纸质出版暂时不会死亡,但会有一部分图书分流到电子书上,而且比例会越来越大。我的判断是,三到五年之内,阅读重心将会完成由纸质书向电子书的转移。”叶国斌表示。对此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应对是专门设立了数字事业部,以专门的团队开发数字化阅读产品。

除了改造二维码、开发集购书看书评书听书于一体的平台、要求所有图书必须上架电子版外,浙江人民出版社还重点开发了多项数字出版工程。其中2018年面世的《中华传世藏书》汇集了六百九十多种善本,编成一百六十六卷,这部总字数逾两亿的巨作利用大数据、Ai辅助技术进行自动点校、自动对比、自动排版,再经一百多位专家审读和出版社的四审四校,堪称近年来数字出版工程量之最。据叶国斌透露,2018年将会成为浙江人民出版社融合发展的元年,未来出版社还将用几年时间开发全国最大的国学数据库,共20多亿字。浙人社力争在三年时间内,数字出版的营收及利润占社营收及利润的30%以上。

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今天的浙江人民出版社也开始步入盘整期,接下来想继续向上突破,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出版社必须秉持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推进出版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组织结构、项目制度、激励机制等的变革,将改革进行到底。“如果我们不脚踏实地地一步步推进改革,先前提到的那些目标都是画饼,难以实现。”叶国斌说。在他的带领下,浙江人民出版社内已经启动了内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设立分公司和品牌运营方面的改革。

“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队伍。”谈到改革的重心,叶国斌如是说。要实现浙江人民社的愿景,高端的出版人才不可或缺。而在人才流失成为整个出版行业通病的当下,叶国斌仍有信心找到并留住最合适的人才。“人才引进的难点是突破体制内的条条框框。这方面我们也获得了集团的支持,如果是与我们需求相吻合的高端人才,浙江人民出版社可以高价聘请,并向上级领导争取相应的干部待遇。”而对社内人才培养机制,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有充分的设计,在保留传统传帮带模式的同时,也开设了脱产的培训班,“当然更重要的是压担子,让编辑在实战中成长。”叶国斌表示。

畅想未来,叶国斌希望在实现了内部改革后,浙江人民出版社能再次激发内生动力,继续开设分公司,增加有效市场图书的供给,在重点出版和融合出版上力争继续有所突破,“把浙江人民出版社打造成一家结构完备、作用全面、效益明显、未来可期的企业,并朝集团化的方向迈进”。你瞧,在八年的艰辛跋涉之后,这群永不停歇的出版人又要踏上新的征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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