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亚洲新秩序

中国崛起与亚洲新秩序-出版人杂志官网文|李怀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于世。他一直关切中国内部的改革发展及其外部影响,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和亚洲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不讨论亚洲这数十年来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中国本身的变化;同样,不理解中国这些年的变迁也很难理解亚洲秩序的变化。”今天探讨中国崛起之后的亚洲秩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策上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郑永年的新著《亚洲新秩序》正是探讨这一论题,这是一部了解亚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

在讨论全球化和亚洲国家秩序转型这个题目时,郑永年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中国的内部改革的很多动力也来自于外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国际体系。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封闭没有出路。要发展,就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修筑钢铁长城,免于被全球化所吞没。”

环顾亚洲的发展,郑永年指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把这条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郑永年提出自己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论断:“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它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而“在全球化面前,所有东亚经济体都面临产业转移、就业不足(新加坡除外)、内部收入差异日益加大、社会分化严重、弱政府等等问题。因此,和西方一样,东亚这些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

在本书中,郑永年用了较多的篇幅探讨中国崛起与亚洲秩序。他发现:“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软文化”的输出,郑永年提出“中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进行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让他人能够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而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

在探索中国的和平外交历程中,郑永年不无忧虑:“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他从专业的角度思考:“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甚至‘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了国家利益。”“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那么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大外交的前提条件。”以此观之,郑永年专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思想,正是亚洲新秩序和平发展的温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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