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在这个无物不可见、无地不可达的时代，我们从不缺乏有关乡村儿童的讯息。然而讯息的“轰鸣”不等于认知的深度。事实上，在包括乡村讯息在内的数字化洪流中，毫无节制的“呆看”成为一种“遍览”式的呈现。正如老子很早就提出的警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阅尽无数讯息和数据，堆积出了高度同质化、碎片化的乡村印象。某种程度上，“乡村”叙事在“美丽新农村”和“扶贫攻坚”之间摇荡，在乌托邦漫谈和“苦难叙事”的张力之间构成它的姿态。
这时候，尤其需要“一束光”照耀这片被“狂看”的世界，需要对城乡的“差异”而非“差距”进行一场靠近和对话。这是舒波辉新作《逐光的孩子》所开掘的文学意义：在多年对底层儿童、支教青年的访谈过程中，在长期与弱势儿童群体接触、对话中，舒波辉以“行动者”的身份，融汇着所遇、所思的一切，选择、编织特定的故事，投以光束，从中提取清晰、生动的景象。《逐光的孩子》不是对贫困山村、失学儿童、乡村教师、支教青年等元素的简单堆积与再现；而是对贫困山村儿童生存境遇与心灵图景、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困境、支教青年的精神与情感救赎等系列问题的深度挖掘中，释放出“逐光的孩子”背后整体生活世界和文化精神之网。客观之眼、悲悯之心、诗意之笔，挥就了《逐光的孩子》那束穿透刻板印象、固定模式的光芒。
故事从“我”这名即将读研，因为女朋友（严玲）殉难在支教的山村，特地前来进行“情感疗伤”的大学生的视角展开的。故事起头“我”一心想去女朋友殉难的香溪小学，却被安排到更困难的蓝溪小学；“我”并没有因此反对和抵触，而是顺其自然地来到了神农架深处的小学校。在哪里支教也许并不重要，“我”最困惑、最想解开的答案是女朋友为什么要去支教。带着这份求解的困惑，“我”最初的支教生活，是“他者”般的客观冷静。但是随着“我”对郑天齐等山村儿童认识的加深，对齐老师装着义肢坚守学校的感佩，“我”那客观、透明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热烈、激扬。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主动去寻找走失的郑天齐，主动通过所在高校团委和宣传的力量帮助蓝溪小学拉赞助、修马路⋯⋯可以说支教不止是“送”教下乡，还激活了支教青年本人更宽广的情怀和力量。
在张弛有序、疏密有致的故事节奏里，舒波辉充分调动了他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对诗性语言的执迷，使他不得不经常变换叙事者的身份，来安放他对生命光影的诗意追寻。从城里来的“我”走进山村时，“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很多倍。除了一路相随的阵阵松涛，飞鸟踏枝的响动之外，很多幽静的虫声和草叶在风中歌唱的声音，也都从寂静中升浮起来”。严玲对“我”说过，“他们不叫贫困生，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也是我们自己”。在亲历支教生活后，“我”更加理解了逝去女友的选择，更洞悉了爱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他用女友留下的教学日志中一首诗（英国女诗人穆丽尔·斯图亚特的一首童诗）开启了一场感知生命和自然的语文课，“煦暖的春日从峡谷里缓缓升起，日渐丰润的蓝溪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金子般的波光。阳光下的孩子们像是风中交头接耳的麦穗，也像是田野里相互触碰的花朵”。在如此动人的教育下，郑天齐、白花蕊、陈高翔们用不同视角和表达写成的作文，相映成趣；令人更为惊讶的是“智障”少年覃廷雍的作文：“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让时间走慢，在大家都快乐的时候。我希望长大后，我有办法管住时间”⋯⋯在这些如梦如幻、亦智亦愚的诗性表达中，可以瞩目到儿童那纤弱而柔韧、斑驳而炽热的童心穿透了生活的沉重，像一道道充满希望的光芒，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
（本文作者为儿童文学评论家）
本文发表于《出版人》杂志2020.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