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游戏

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一样,新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写作得益于心理分析。不同的是,托卡尔丘克是医生,格丽克是病人。这意味着,格丽克比她的前任有着更为深切、直观的疼痛体验。于是,“悲伤”就成了她诗作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两部诗集,就像两种宣言,用同一种声音、同一种语调,缓慢地重复着最具格丽克气质的句子。而细细读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悲伤”不过是诗人眼中寻常的处世之道:既然世界始终在制造悲伤,我们又何必要求所有诗句都天真纯善、人畜无害。

流行的观点告诉我们,理想的生活就是“诗与远方”,就要“把日子过成诗”。格丽克反倒是不同的。她的人生与诗作高度统一,既没有风花雪月,也没有浪漫幻想。甚至,就连她的名字,都会让人联想起她的犹太身份。当然,格丽克无意掩饰上天为她预设的身份属性。《雪花莲》一首,开篇重复着“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哲学追问。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引入对“绝望”与“意义”的思索。“你知道/什么是绝望;那么/冬天对你应该有意义”。显然,冬天对格丽克是“有意义”的。虽然出生在美国的她永远无法像她的犹太同胞一样,在冰天雪地的欧洲荒原上,绝望地等待未知的命运。

在《自传》中,格丽克用一句话道出了她的遗憾:“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大屠杀的阴影/几乎没有触及我。”即便如此,她仍然是天生的幸存者。一方面,她来自欧洲,承继了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她是病人,强烈的疼痛让她陷入了低潮。本质上,她和托卡尔丘克一样,将写作当成了诊室的延伸。只是在格丽克这里,治疗不仅是解开心结、互诉衷肠,更是抛开过去、重获新生。1959年,16岁的她还是一名高中生,就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此后7年间,她放弃学业,转而求助于心理治疗,并在治疗中渐渐激发出写诗的潜能。

在《赋格曲》的第16首,她回顾这段经历,只留下一句“那时我醒了过来。/梨树。苹果树。/我曾经坐在那儿/从心上拔出箭矢”。是的,“从心上拔出箭矢”,这该是多么痛彻心扉的感受。我们不知道彼时像她这样温婉的女孩,是如何熬过漫长、孤寂的诊室生涯,又是如何写下如此决绝的句子——因为疾病就是那枚深深插在她心上的“箭矢”。治疗则是缓慢地“从心上拔出箭矢”的过程。格丽克应该感谢生命曾经赐予她如此极端的疼痛。否则,她不会成为今天的桂冠诗人,我们更不会在她77岁的时候,知晓她的一切。

多年以后,这段经历成了她打开心扉、认识世界的开始。她不断质疑“诗人”的概念,又一次次重新定义她眼中的诗人。在《预兆》中,格丽克这样写道:“我们诗人放任自己/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在沉默中,虚构只是事件的预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相似的句子出现在《棱镜》里:“世界/动荡不定,因此/无法读懂,风向转换,/那巨盘无形地转动,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接受这个动荡的世界?按照格丽克的说法,如果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一个敌人”,或许就能真正地接受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早已让她失望的世界,格丽克多少有些看淡。因此无论她写什么,她的语气中总是透出一点超然。正是有了这份超然,她才能彻底摆脱内心的煎熬,轻描淡写地说出一句,“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会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躲避和删除”。毫无疑问,格丽克就是这样一位怀疑论者。她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身体反应,比喻为“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这意味着,既然厌食症为她带来的折磨,会是“最贴近她灵魂的需求”,那么爱与生命、诞生与死亡,又为什么不可以?

在她看来,诞生不是开始,爱情并非愉悦,死亡不是结束。它们是生而为人的“三位一体”,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范式”。仅以爱情为例。格丽克对爱情并不抱有太多浪漫的期许。相反,她一眼看穿了婚姻的真相:“似乎婚姻的隐私/是一扇门,把两人关在一起,/没有一个能单独出去,妻子不能,丈夫也不能。”那么如果不能挽留恋人远去的脚步,倒还不如将他的样子永久地封存起来,装入记忆的深处。因为“心爱的人/不需要活着。心爱的人/活在头脑里”。

显然,这才是格丽克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她深知,我们每个人都被外部的世界牢牢捆绑。作为诗人,她必须拥有更多勇气,去揭开世界的真相。于是,她索性放开手脚,不带一丝伪装地描写她眼前的一切:她回顾童年,将它比作一只被禁锢的小鸟,终日郁郁,“不见天光”;她看到河流被冰消减,阳光下的“番红花如癌一样蔓延”;甚至,她将自己比喻为战场上的伤员,或者被烈火吞噬的圣女贞德。只有这样,她才能真真切切地成为“幸存者”,而不是活在恐惧中的病人。没有经历过伤痛、没有见证过离别的人不会懂得她的独特。很多时候,她就是那只被禁锢的小鸟,脚上带着沉重的镣铐,偏偏又向往轻盈的飞行。于是,情愿将大地的束缚幻化为天空的自由,以想象为自己插上一双轻舞飞扬的翅膀。

只是,这一切终究要流于想象。因为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是现实世界的受害者。比如《漂泊者珀尔塞福涅》。表面上,格丽克讲的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但其实,她想到的是“频频发生在现代女孩身上”的悲剧。“珀尔塞福涅/返回家里/带着红色果汁的污点,像/霍桑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她追问,“她是/无处为家吗?她/生来就是一个漂泊者吗,或者说/是她自己母亲的/一个存在的复制品,而不是/被因果律的概念致残?”而珀尔塞福涅的故事,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困局或冲突的方方面面”。幸好,格丽克还有诗歌。写诗好比“幸存者游戏”,给了她倾诉的自由。于是,在日复一日的内心剖白之后,她渐渐从痛苦中抽身而出,成了一位谦恭的诗人。此时,她终于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死亡也不能伤害我/像你已经伤害我这么深,/我心爱的生活”。■

本文发表于《出版人》杂志2020.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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