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学者型出版人的学术自觉与担当，也是他出版职业生涯半生劳碌的结项报告。他有信心把这件事做成。

“如果这件事做不成，日后回顾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咖啡厅从不以安静著称，在这个书香氤氲的空间里，往来谈笑者无不是当今学界的当红人物，社长谢寿光也是其中之一。泡上一户家乡的武夷山茶，这位在行业里浮沉近四十载的资深出版人突然开了腔。

在谢寿光漫长的出版人生中，失败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词。作为当今出版界执掌一家出版社时间最长的社长之一，是他把社科文献出版社从一家无名小社塑造成如今年出版数千个品种，销售收入近4亿元，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均居全国前列的学术出版巨头。在一众国字头和百年老社中，创社35年的社科文献挣得了自己在学界和读者心目中的一席之地；而谢寿光在学术出版领域进行的大量积极探索也给他本人和出版社带来了“中国皮书第一人”“专业社数字化转型标杆”等不绝于耳的种种赞誉。

然而无论是在筚路蓝缕的创业时光里，还是在鲜花着锦般的大好形势下，有两个问题总在谢寿光的心头挥之不去：如何确保社科文献社继续走好下一个三十五年乃至五十年、一百年？中国学界将专著出版视作边缘、矮化编辑地位的痼疾是否真的可以得到根治？长年累月的实践过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逐渐融为一体，谢寿光感到自己抓住了开启心中理想境地大门的钥匙。

这把钥匙就是规范。学术出版规范既是是谢寿光的骄傲，也注定是他职业生涯的“执念”。他进入出版行业从学习规范开始，在对规范的发扬中走向高峰，而这段传奇远未到谢幕之际——2020年，历经多年打磨，“SSAP手册”系列的第一部《作者手册》终于问世。谢寿光在主编一栏郑重署下“谢曙光”的笔名，祈盼这份文本能为在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万千学人带来黎明的曙光。

把时间推回到多年前，谢寿光是业内第一个提出出版社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人，而在这些年间，社科文献把这份责任的践行落实在规范之上。《作者手册》并非是社科文献社第一次向行业输出规范——早在2012年，谢寿光就曾负责原新闻出版总署学术出版规范的起草，并联合50家出版机构共同发布了这份行业规范——它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SSAP手册”不仅包含《作者手册》，还有《编辑手册》等后续内容等待面市。谢寿光和一代社科文献人正在把他们在规范化领域二十余年的积淀化作一部“中国版的《芝加哥手册》”，为未来学术出版从写作到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提供一份纲领性的详尽指南。

这是一个学者型出版人的学术自觉与担当，也是他出版职业生涯半生劳碌的结项报告。他有信心把这件事做成。

为作者提供价值增量

“本手册是从作者立场出发的一部学术服务指南，它回答了：谁有可能成为社科文献的作者？怎样才能成为社科文献的作者？如何准备稿件？作者会享受到社科文献提供的哪些服务，应承担怎样的义务？社科文献的作品应遵守哪些规范和流程？”在《作者指南》开篇，谢寿光如是写道。

作者是谢寿光再熟悉不过的物种。自称“学术票友”的他常年与各路学者打作一团，奔波于各地的学术会议，时间久了，自己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谈及社科文献社历经二十年打造的学术出版生态，谢寿光也坦言作者位于一切服务的核心。

谢寿光接手社科文献时，这家出版社仅有22名员工，年出版图书不足百种，正陷于随时可能被其他出版社合并的困境，也有专业出版日渐式微的外部现实。谢寿光经历过专著出版的黄金时代，“在我评职称的那些年，正高级如果没有出过专著是评不上的。”但随后的时间里，学术专著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被论文超越，在论文写作向规范化大步迈进的九十年代，学术图书却日渐边缘化，沦为了给钱就出的鸡肋。这么一冷就是二十多年。

这是一个下沉的螺旋：专著越不受重视，单部作品所能获得的出版资助就越少，图书出版者只能降低标准、扩大产出，结果就是出版物的数量上来了，质量却泥沙俱下，被评价体系进一步边缘化。传统的出版者习惯于从作者身上攫取价值，已近竭泽而渔之际，身处谷底的谢寿光提出了专业出版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为作者提供价值增量，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探索市场化的可能性。

应运而生的，便是日后激活了整个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皮书”最早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在英国，按颜色分有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等。而谢寿光创造性地把“皮书”作为一种出版品类来看待，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周期性出版的、关于某地域或领域的智库类产品，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法制、医疗、教育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适合阅读，还能作为权威信息源被各级党政决策部门、企事业单位使用。

皮书在社科文献社的横空出世颠覆了专业出版领域的诸多“铁则”。曾经的学术出版并不讲求形式上的一致性，但“皮书”却以整齐划一的姿态迅速形成了品牌效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出版过去也不看重选题的时效性，而“皮书”丝毫不避讳自身的时代特性，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呈献给有需要的人；营销之于学术出版机构一度被视为屠龙技，但社科文献社却在“皮书”的推广上花样频出，曾斥巨资在北京公交车身上投放广告进行宣传；在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之前，“皮书”就已经启动了向数字化转型的尝试，开始将自身数据库化……这个案例从各个意义上看，都更像是一个系列智库项目，而非一套简单的图书。而“皮书”的成功也坚定了谢寿光的信念：学术出版不是服务，而是赋能。出版者只有拿出自己的实力来，才能真正和学术研究者“玩到一起”，组建学术共同体。

如今的社科文献社是如何服务自己的作者的？在图书编辑、出版的业务之外，社科文献社还提供包含电子书、音视频、数据库等多元化的数字产品服务，提升科研机构和学者在数字时代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出版领域，该社与全球40余家知名出版和学术文化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合作出版外文版学术图书近百种，向世界展示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和最新学术成果。在学术作品的传播上，该社力求推动学术成果价值最大化，所有在该平台上出版的学术成果都将以多种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覆盖海内外3000多家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并上架各类电商和知识付费平台进行全网销售。在项目申报方面，该社协助作者申报各种研究和出版资助项目，为作者提供专业的申报咨询与辅导。

“在标准的体系里，最严格的往往是企业标准，随后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最宽。但在中国，很多时候国标反而是最严格的标准，这样很不好。”谢寿光告诉《出版人》。随着《作者手册》的面市，社科文献社正在把把自己经营多年的企业标准引入了学术写作的领域内，作为服务作者的全新路径。至于这些标准是如何在这家出版社落地生根形成一系列规范的，那就是一个时间跨度更长的故事了。

打造中国版《芝加哥册》

作者和编辑是谢寿光的一体两面，也是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有作者的地方必然有编辑，反之亦然。而在这家出版社，《编辑手册》的历史甚至要远早于《作者手册》。

把时间推回数十年前，哲学系毕业生谢寿光是带着一股“气”推开出版社的大门的。“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成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如是提法在业内已经流传多年，出处难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谢寿光在一位知名作家的演讲中听到这句话后一直耿耿于怀。在厦门大学的四年间，谢寿光愈发陶醉于偏重知识的分类整理的法国哲学传统，而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则成为了他的精神偶像。而在文化地图的另外一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上世纪的头三十多年中取得的非凡成就也令这位学界新人为之神往。

“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仅因为创造，积累的作用同样重要。”谢寿光如是说。在他看来，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才干非凡的人来进行知识的整理与传播，从孔子到狄德罗，从《史记》、《四库全书》到《康熙字典》均是如此。在他心中，整理者的形象无比神圣，因此，他义无反顾选择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期间，谢寿光先后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社会学卷”编辑工作，与很多一流学者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并把注意力从哲学转到了社会学领域。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过程中，谢寿光又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编辑出版了105卷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经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5年的浸淫，谢寿光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积累与规范性训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谢寿光愈发相信自己最初的判断：编辑绝非“三流人才”，在任何一个时代，编辑之于学术进步的作用都不亚于学者自身；而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浪潮的到来，当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时，编辑的价值将会愈发凸显。如今出版事业已与他相伴半生，谢寿光在学者与出版人的双重身份之间自由切换，游刃有余。

然而谢寿光也清醒地知道，中国学术编辑的地位距离他理想中的高度还有很长的距离。2018年，中国社科院增补学部委员，著述等身的谢寿光在政法部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但在大学部的复评中惨遭淘汰。“其他学部委员认为，你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你的主业是出版，学术研究这件事情和你没什么关系。”说到这里，谢寿光显得有些无奈。过去二十年间，他一直试图以自身的努力破除这一积弊，还编辑一个平等的地位，外界的观点猝难改变，他便从自身入手——方法是重塑编辑的专业性，抓手就是规范。

来到社科文献社的头一个月，谢寿光把自己过去15年编辑百科全书时所学到的知识进行整合，写就了《社科文献编辑条例》，此条例先后修订十余次，由第一版的三万多字延伸出编辑手册、作者手册、图书印制手册、皮书操作手册、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操作手册等多个版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构成了“SSAP手册”的底本。

这些标准也绝非闭门造车。2006年，社科文献社与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出版社合作，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出版皮书英文版。然而最先交付的稿件却被对方无情打回，问及原因，不在内容，而在翻译、编辑的标准不一。谢寿光当时就问，能不能把博睿的标准分享出来，对方照做了，并告诉谢寿光这些标准均是以《芝加哥手册》为底本的。这不是谢寿光第一次听到《芝加哥手册》的大名了，这部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自从1906年出版以来，始终被美国出版界视作学术来稿的通用标准，历经百年洗练屹立不倒。这份文本满足了谢寿光对行业标准的一切想象，从那时起，他愈发笃信规范的力量，并多次亲赴海外取经。如今的谢寿光对《芝加哥手册》17版的历史更迭谙熟于心，也对手册背后所承载的培训等延伸业务了若指掌，这一切坚定了他“打造中国版《芝加哥手册》”的决心。

随着“SSAP手册”的逐步落地，社科文献社也在步入全新的纪元。这个纪元的关键词是编辑。“我们最初做产品、做品牌，现在我们要做文化。而一种文化如果想要传承下去，核心在人、在编辑。”谢寿光表示。作为规范的倡导者与践行者，社科文献的编辑们以过硬的专业能力傲视行业，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而在此之上，谢寿光也成功把社科文献出版社打造成了一家编、研任意切换的“学术旋转门”，他强调编辑的学术能力锻炼，鼓励编辑在本职工作之外写作、搞研究，如今社科文献社承担了九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其数量甚至超过部分院校，也有越来越多的编辑拿出了自己的学术专著，获得了学界的认可。从“三流人才做编辑”到“研而优则编，编而优则研”，社科文献建立了一套以编辑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和流程规范。“后来者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去修正，但不会推倒重来。”谢寿光说，“如果不用推倒重来，那我的职业生涯就算成功了，社科文献也就能够真正成为一家百年老社，甚至可以活得更长久。”

对话谢寿光：打造一种新的出版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出版人》：《作者手册》的面世，对整个专业出版界无疑是一件大事，而社科文献社自己是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本手册？

谢寿光：从书名就能看出来，《作者手册》首先是服务于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作者的。作者是社科文献一切业务围绕的核心。他们既为我们提供资源，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消费者。为作者提供全方位的学术服务，助力学者成长，推动其学术作品的效益最大化，正是我们服务的核心所在。而推动学术出版的规范化，构建良好的学术出版生态，也是我们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学术出版机构应有的行动。

《作者手册》也不是社科文献出版社所要拿出来的全部，接下来我们还会出版《编辑手册》，把社科文献社内部在规范化领域迄今为止的经验和盘托出。今年将是社科文献在学术出版规范领域的收官之年。我一直讲，规范对于社科文献而言尤为重要，我们在过去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规范，未来的发展还会更靠规范。

我来这家社主持工作已经23年了，随时可能交班。回头看我刚来社里时喊的口号——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今天无论从哪一个指标看，社科文献都已经做到了。但这不意味着我的职业生涯就已经圆满了。我一直说，社科文献向上的势头不能因为我的卸任而停下，这样对于我的职业生涯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在中国，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运行的，如何能让它持续地传承下去？除了机制层面的设计之外，必不可少的是文化的积淀。只有当文化浸透了一家出版社的基因和血液，让每个出版社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这么走才能活下去、才能应对变化的时候，传承与发展就不再是难题。

社科文献的文化，我们的社训已经总结的很到位了：用心、专业、创新、共享。那么如何才能让它成为一种基因呢？在这几十年里，我们首先聚焦的是产品，打造图书的品牌。早些年我都不让宣传出版社，因为我们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只能以产品的品牌带动整个出版社品牌的提升，所以我们要做皮书，做“列国志”、做青年学者文库，做资本主义研究译从。到了后来，我们的重心逐渐开始朝着学科发展。因为我们的定位是专业出版社，所以在社会学、近代史、国别区域研究等各个学科里面，我都要求我们在同行中做到前三名，最好能形成不可撼动的地位。而最后我认识到，出版社的价值在于编辑。这个话题曾经是有过争论的。在市场化的初中期，甚至有人认为发行部主任可以界定出版社任何一个选题，而在这些时候，我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编辑才是出版社的主体，特别是在互联网数字化的浪潮中，编辑的价值会愈发凸显。

数字时代，编辑的核心价值是价值发现，是在海量信息中要有独到的眼光，去发现最有价值的内容。于此同时，编辑还应当是一个娴熟掌握学术规范的人，是规范的制定者、倡导者和践行者。至少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加入社科文献社，我是两手空空的，带来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我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十五年学术编辑、编百科全书所进行的规范化训练。我为社科文献社写了三万六千多字的文本，几乎是关于编辑规范的，从那开始，社科文献对于编辑规范的修订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持续到今天。

《出版人》：对于编辑规范这件事，您为何如此执着？您希望这些规范能为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谢寿光：我始终认为出版行为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你去回溯一下，从启蒙运动开始，狄德罗编百科全书，引发了西方从学术思潮到整个社会的变革；后来法国形成了年鉴学派，他们在规范领域所做的工作，对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产生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为什么我们讲盛世修典，因为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学术，比如说经学，其本质就是考据，就是对学术规范的不断探讨。到了近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一度都是世界一流的出版机构，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正是因为他们拿出了符合时代的全新出版规范、激活了自身内容产出的潜力。

而在今天，由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大量的信息需要有人去甄别、去筛选，这种环境下出版人的地位就会客观上凸显出来，出版事业将持续引领社会的进步，其对未来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而且我也认为打造一种新的出版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今天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很多行为其实就是编辑行为。在定位编辑的概念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些思考。正是因为这样，我要把这些理论的思考通过植入在社科文献社的实践，来实现这个时代一个学人的价值和担当。

而置身这个行业内，你也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界对出版价值的认知远没有达到我说的高度。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专业出版看做服务学术的应用领域，把出版社矮化为守卫意识形态的具体部门，从未将其看做学术的真正组成部分，这也与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质有关。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以论文为核心，学术专著日渐变成可有可无的角色？要知道，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深厚积淀基本是依靠专著建立起来的，过去的学界也更重视学术专著，在我评职称的那些年，正高级如果没有出过专著是评不上的。然而从九十年代后，专著的地位江河日下，被冲得七零八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之后，图书和期刊的编辑出版体系在中国分道了，教育部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发布论文的规范，而在专著出版这块，多数出版社还是给钱就出。正是我们作为编辑的缺位，导致了学术专著的式微。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出版社、编辑在整个学术体系中是没地位的。如果想要让学术出版机构恢复原有、应有的位置，让编辑得到应得的那份尊重，从规范的角度入手应该是基础工程。

与这样的思考同步，当年我就着手修订社科文献内部的规范，建立了课题组。关于标准，理论上应当是企业标准最严、行业标准次之、国标最宽。中国很多行业倒过来了，出版也是其中之一，这种现象非常糟糕。而且我国在学术规范领域的国标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界，许多要求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续几千年的表述习惯不符，也增加了不必要的编辑成本。所以我们需要拿出一套我们自己的规范，它将更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写作现实，和自然科学既能打通，也有所区别。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下定决心要打造这样一部中国版的《芝加哥手册》。

《出版人》：在目前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营收体系中，来自出版补贴的占比如何？这一相对传统且不乏争议的模式在未来是否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谢寿光：社科文献今天的营收应该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出版补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它的背后是新的内容增量。专业的学术出版补贴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中国的学术出版物定价较低，对这一模式的依赖程度就更高。社科文献补贴高于其他出版社，因为我们要补贴的不是纸张、印刷的成本，而是编辑为一部作品注入的劳动，是营销产生的社会和市场效益，是数字化和国际化带来的多种转化。到社科文献来出一本书，和你在其他给钱就出书的地方出书完全是两个概念，这就是价值的放大，也是我们能一路发展至今的核心竞争力。我认为这个模式会长期存在下去。

《出版人》：社科文献在在过去几年间进行了专业出版之外的一些探索，孵化了甲骨文、启微、索·恩等一系列出版品牌。它们之于这家出版社有怎样的意义？未来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是否有深度融合的可能性？

谢寿光：这些子品牌这是我们这些年走专业化道路的必然结果。我们早在本世纪初就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但是没能取得理想的成果。回头想想，如果一家出版社没有足够的专业积淀，也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社科文献为旗下的出版品牌提供了合理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把控机制，没有足够强的鉴别能力就介入人文社科领域的图书出版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鉴别能力，正是社科文献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理论上说，甲骨文等许多子品牌的书是基于专业基础上的大众出版，因为它们是写给跨专业的人看的。现在看来，这类出版物的写作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有一类是专业的学者的写作，这些学者比较厉害，他们既能在本专业内提供学术研究的心得与交流，也能通过这个专业和大众对话；还有一些写作者是通过对专业作品的转码来完成自己的创作，社科文献社目前和这个群体的合作很少。非虚构写作是海外一个非常大的出版门类，但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待观察。我认为非虚构写作的基础仍在专业这端，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写作者会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活动里，但相比深入学术研究的任务，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学术成果的转化。这个事情在中国继续推进下去，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就会形成一块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这样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