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记者丨张艾宁
既有名士的才情、高雅格调和纯洁品性，又有一颗愿为苍生增福祉的心。
从繁华的北京东二环沿着朝阳门内大街西行，能看到不同形状的时间匆匆与人擦肩而过。时间会消融颜色，经过的时间越多，街道的色彩越淡，直至掠过七十载，眼前的建筑只剩黑白，定格成一张老照片，那是这故事的起点。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朝内大街，至今未搬。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这栋五层苏式灰砖小楼上嵌着街道号牌。大门右侧则挂着单位标牌，标牌上集鲁迅先生手迹稿中的字为一体——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融冶篆隶，挥洒自如。
七十年前，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受命建社，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方针。他与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聚集一堂，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跋涉，共筑共和国文学记忆。七十年间，人文社共出版图书近两万种，发行总量超过12亿册，形成高品位、高质量，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文学图书体系。
然而，当我们站在七十年的彼岸回望起点，不禁好奇，在筚路蓝缕中筑起共和国文学梦的这群人究竟饱含着怎样的文人风骨？人文精神如何被传承七十年仍焕发生机？七十载的人文底色究竟为何？
带着这样的好奇，分别询问人文社老、中、青三代编辑，希冀在不同年龄的思想碰撞中，探寻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答案。
热爱
“我的句号算是画完了。”
年过古稀的张福生近距离接触过那代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回忆总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那是他最为珍视的人生历程。
1977年，张福生从北大俄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当年学校递给人文社用于学生报到的一纸派遣证，决定了张福生命运的走向，这张纸他至今珍存。然而出版社是什么？编辑工作具体怎么开展？张福生全然不知。只记得自己曾在经过朝内大街166号时，往幽深的大门内瞧过一眼。但是北大的老师告诉张福生：“分配到人文社好啊，能跟曹靖华的女儿曹苏玲一间办公室。”这让他放心几多。
报到第一天，时任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蒋路便与张福生谈了话，自此，蒋路便成为张福生一辈子的师傅，有问必答、倾囊相授。上世纪80年代，常常有著名译者到北京访问蒋路，张福生一直伴其左右，甚至帮忙去火车站排队买车票。“别看我当时干的事情杂，其实师傅是在教我怎么跟译者打交道，这对编辑来说十分重要。”在师傅的带领下，初出茅庐的张福生从审阅一篇篇稿件开始，渐渐与许多著名翻译家、作者建立了联系。
同时，张福生发现自己办公室里不止有曹苏玲，还有《在路上》的译者黄雨石、《真正的人》译者许磊然等。那些曾让张福生爱不释手的书籍竟都出自同事之手，那些敬仰的人竟都藏龙卧虎在自己身边，这让张福生惊诧于人文社雄厚的人才资源，并深深地爱上了编辑这份工作。
“热爱”，是张福生从蒋路身上传承到最宝贵的品质之一。谈爱不难，但要在这数十年如一日的琐碎中始终保有工作激情，并非易事。此外，编辑工作也要恪守原则，“翻译也要‘真善美’，不以流量论英雄，要出版有益于文学史、有益于中国文学创作的作品。”这是师傅给张福生提出的要求，兢兢业业，绝不让没有营养的文字流传于世。
从张福生第一天进社的谈话开始，到2002年蒋路逝世，张福生随其家人在八宝山含泪送别，二十余年师徒情，蒋路的文人风骨影响了张福生的一生。
今年四月，张福生经手编辑、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全27册）》终于在人文社出版，这是一场浩浩汤汤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工作。如同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草婴之于托尔斯泰，汝龙对契诃夫的执着，使其成为契诃夫在中国名副其实的代言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文社就开始筹备出版汝龙翻译的这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全27册）》，“文革”后，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中期，人文社决定采用汝龙先生据俄文版重新校订过的译文再版重印，张福生因此与汝龙结识。1991年汝龙逝世，张福生通过汝龙夫人文颖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继续联络这套书的出版工作。直至今年——张福生已正式退休四年，这套书的出版工作才正式告终。
张福生长舒一口心中气：“完成了汝龙的夙愿，我职业生涯的句号也算是画完了。”
开放
“50后”编辑“入坑”网文
胡玉萍与张福生是同批进社工作的，同为“50后”，却对人文精神有着不同的阐释。
近几年，人文社在经典文学板块愈发坚挺的同时，类型文学畅销作品也广泛的与这个时代及读者产生了共鸣。在众人眼中，这座中国文学出版至高殿堂如今变得更朝气蓬勃，更接地气。
对于这一转变，胡玉萍功不可没。曾出版严肃文学且责编的图书两获茅盾文学奖、两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如今的她工作重心却在精品网络文学的出版上。《哑舍》《庆余年》《择天记》《叛逆者》……部部叫好又叫座，是胡玉萍坚持以高标准选择网络文学的结果。也正因此，胡玉萍获得“2020书业年度评选·年度编辑”的荣誉。
然而单凭书目，让我们难以将这些备受青年人喜爱的网络文学作品，与一位50后的编辑联系起来。但当记者见到胡玉萍后，那些惊诧瞬间烟消云散，她率性纯真、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丝毫不输年轻人。
对类型文学的喜爱，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胡玉萍回忆道：“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武侠小说，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家，尤其喜欢古龙。到现在家里还收藏着很多曾经读过的武侠小说。”而让她从职业的角度关注网络文学则是1998年——痞子蔡发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公认为“网络小说开山之作”，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自那时起，网络文学开始受到年轻人追捧，网络文学写作队伍逐渐壮大。
但当时，以出版严肃文学为傲的人文社一些编辑似乎不太情愿与网络文学“牵手”，质疑其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以及作品的生命周期，胡玉萍却一直积极、默默地关注着网络文学创作领域的动态。
直到2015年，江南的《九州·缥缈录》在人文社出版，拓宽了网络文学的出版道路，胡玉萍大受鼓舞，次年她联系到作者玄色，将《哑舍》系列的精装版签到人文社出版，这是胡玉萍经手编辑的第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哑舍》将一件件默然千年的古董赋予灵魂，让它们看世间的邪恶与善良，回溯历史，描绘历史背后的人生。“这个视角多妙啊！而且玄色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这套书的文学性、思想性和教育意义都经得起推敲。”胡玉萍难掩喜爱。市场反应验证了胡玉萍的判断，如今《哑舍》精装版在人文社已销出近九十万册，并不断加印。
2017年，胡玉萍辗转联系到猫腻，极力争取《庆余年》的版权。“我觉得猫腻和我都特别喜欢古龙的小说，猫腻与古龙在文风上也有契合的地方，那种大开大阖的叙述方式特别吸引我。”其实最初猫腻对出版纸质书热情并不高，但胡玉萍坚持不懈，不言放弃，最终猫腻被诚意打动，不仅将《择天记》的独家出版权主动签给胡玉萍，还将经过字斟句酌、精心修订的《庆余年》系列出版权也独家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今，这两套书不仅为人文社带来好的口碑，也给人文社创作了销售佳绩。
或许与喜爱武侠小说一脉相承，胡玉萍的性格中也有侠义的成分，以诚待人、直爽率真，在作家群体中有口皆碑，“把稿子交给人文社胡编辑，放心。”同时，胡玉萍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也奠定了她较为顺利的编辑之路。“从不对自己设限，任何类型的文学选题我都做过。”
当然，在“触网”的过程中，胡玉萍深思熟虑，相当谨慎：“人文社这块金字招牌经过几代人的精心打磨，我们只能为其增辉，绝不能因个人的选择失误使其失色、蒙灰。”因此，胡玉萍出版的这些网络文学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后的精品。“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当前网络文学挑大梁者，兼具文学性、思想性、可读性，一定符合人文社的出版标准。”
如今，胡玉萍依然活跃在编辑一线，每日早晨八点半就到达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比编辑部有些年轻人还精力充沛。她常常会想起四十多年前刚进社的自己，每天上下班经过朝内大街166号的大门，都要回头望向那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牌，细细打量，内心充满自豪。
使命
超越功利，坚守道义
古典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胡文骏的办公室，被戏称为人文社知名景点之一——各类古典文学书籍层层堆叠，从书柜里溢出来散落到桌子上、窗台上、纸箱上，胡文骏坐在其中，几乎被挡得严严实实。
这些书籍融汇古今，纵跨千年，浓缩古人智慧于纸面，本本都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经典之作。而当著作中表达的情感与当下的我们产生共鸣时，又仿佛醍醐灌顶，暗自窃喜，发觉那些历史距我们那么近，那些名家与我们那么亲。超越时间的作品之伟大，衬得人愈发渺小，胡文骏每日遨游其间，获益良多。
2000年前后，胡文骏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常常去南京杨公井的古旧书店淘书，那里古籍种类丰富，能满足他对于古旧书籍的阅读需求。2003年从古典文献专业硕士毕业后，胡文骏顺利应聘进入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
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在古典小说出版方面，可谓首屈一指。1952年9月，《水浒》由古典文学编辑室整理出版，这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起点。七十年来，人文社出版了一大批古代著名作家的全集、选集、文论专著，还出版了众多当代学者撰著的文学史、作家传记、古代文学研究论著，并曾影印诸多珍贵的善本古籍。出版图书皆以优异的品质深得专业学者的赞许和普通读者的认可，许多图书已成为读者阅读使用的首选版本。
其中，尤以镇社之宝——“四大名著”为典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前辈们就着手“四大名著”的校订整理工作。此后，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同年代的编辑像是在跑一场接力马拉松，每一赛段的选手都为了同一目标，不断跟踪学术发展，数次矫正修订，薪火相传。时至今日，这套四色八本的“四大名著”，仍然是权威的国民读本，每年稳定发行几十万套，早已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长时间接触文献古籍，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要比其他领域的编辑更能体会到“使命”二字的分量。“中国古典文学之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编辑必须认真守护它、提高它，做古典文学和现代读者之间的桥梁。”胡文骏如是说。古典部也的确知行合一，始终践行着“一座桥梁”应尽的职责，所编之书大多填补历史空白，成为重要史料，将功利置之脑后。
2014年古典部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便是其中代表。这部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立项，因故中辍多年，2009年重新启动。胡文骏介绍道：“这部书由几代学者共同编撰完成，编辑工作也历经传承。”2014年正式出版后，成为杜甫全集整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而对《红楼梦》的痴迷，更使得胡文骏对整理出版“红学”作品有着极大的热情。从2010年开始，胡文骏就跟着时任古典部主任周绚隆整理出版“红楼梦古抄本丛刊”，是《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影印图书系列。此后，胡文骏心中渐生夙愿，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出版一部《红楼梦》原著整理本。在得知1953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红楼梦》整理本——启功先生注释的程乙本，1982年后再无再版后，胡文骏便决定策划启功先生注释程乙本的纪念版，于2018年——距1953年恰好65周年时出版。该书底本程乙本经过高鹗、程伟元整理，解决了前后文一些矛盾之处，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注释准确不繁琐，此外还增加孙温彩绘132幅，装帧精美怀旧。
这套书的出版实现了胡文骏的夙愿，他甚至将这套书的书脊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人情
“人文社就是我人生的恩赐。”
初次见到关淑格，我一眼便认出了这个活跃在人文社抖音短视频中的姑娘。视频中她温婉知性，而生活中的她更古灵精怪，讲起话来天马行空。
2018年，即将硕士毕业的关淑格被导师推荐来人文社策划部面试，她刚走进朝内166号的大门，就被这栋建筑古朴的气质吓住了。“我边爬楼梯边想，这里怎么这么旧，就连墙上展示的书籍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她战战兢兢地打开策划部办公室的门，没想到在里面工作的人竟然是一群又可爱又活泼的年轻人。“这种反差感让我立刻萌生了一定要在人文社工作的想法。”
策划部是人文社平均年龄最年轻的部门，常常要策划活动以配合新书的营销。关淑格点子多，常常冒出一些新奇的想法，正适合策划部的工作。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关淑格被困在老家黑龙江，许多工作被迫停滞。“既然闲来无事，不如真人出镜拍拍短视频吧。”关淑格想。此前人文社的短视频大多是PPT式的图片展示加电子配音，一直不温不火。刚好最近在听的歌里有句“白云苍狗”的歌词，关淑格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既然我不明白，那应该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吧。”于是她查阅了四五篇论文，查清了“白云苍狗”的出处、词义变迁和用法，并编成口语化文案，拍了一条短视频。“拍摄手法可粗糙了，服化道统统都没有。但我想着我们粉丝就1万人，丢人也丢不到哪里去。”视频上传完毕，关淑格便安心睡去。第二天上午，还在睡梦中的关淑格被工作群里的消息吵醒，“播放量破一百万了，格格成为网红啦！”关淑格这才发现，视频一晚上的播放量竟破百万，点赞也超了十万。此后，关淑格便成为人文社抖音视频中的女主，与其他两位负责拍摄和剪辑的小伙伴一起，让抖音成为人文社对外宣发的重要渠道。
如今，人文社抖音号的粉丝已近50万，作为一家传统文学出版社，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但是关淑格身处其间，能感受到账号的瓶颈愈发明显。
“我们现在的风格基本已经走到头了，继续这样拍下去，很难再有增长。”关淑格最近也在想办法换其他合适的风格。但无论怎么换、换成什么，都不是件容易事。“更何况我是在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账号下更新，要符合社里的调性，不能太放飞自我。”种种限制似乎让账号走进了死胡同。“而且我们社的书涵盖面非常广，古今中外样样全，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从做视频的角度而言，反而越细分越容易吸引粉丝。”倘若再裂变出不同编辑室的矩阵账号，人力又成了大问题。
更致命的是变现问题，“那些文学常识其实对图书销量没有意义，吸引过来的大多数粉丝都不是愿意消费买书的目标读者。”“那我们做这个账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关淑格许久。但她还是坚信出版机构可以走通短视频变现这条路，“或许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不断地试错。”
工作三年，其他行业的同龄人已经开始频繁跳槽，关淑格却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同事，“每天下班不想回家，宁愿跟同事们在办公室聊天，我从没想过工作可以这么快乐。”人文社的一切都充满故事性，小到一个书架、一把椅子，大到整栋建筑，“像挖宝藏一样，你都不知道那个窗边的花瓶曾经经历过什么。”乃至每一位老前辈的人生都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籍，关淑格特别喜欢跟前辈们聊天，喜欢听他们讲述年轻时的故事。“每次聊天我都能有所收获，不仅在工作上，更是对我人生的启迪和引领。”
在前辈身上，关淑格看到了比金钱、名利、权力都重要得多的精神品质。“我想活成他们那样的人，我想像他们一样在人文社工作一辈子。”一想到这个，她眼眶泛红：“我常常觉得，人文社就是我人生的恩赐。”
“热爱、开放、使命、人情”，也可以等同为“理想、创新、坚守、传承”，这四样底色不只是个人的特性，更是人文社全体成员的共性。那代代相传的文人风骨似乎也明晰起来：既有名士的才情、高雅格调和纯洁品性，又有一颗愿为苍生增福祉的心。
在今年3月举办的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出版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充分肯定了人文社七十年来的文学贡献。他指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与党的事业同向同行，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文学的瑰丽多姿记录党和国家伟大历程，以优秀文学作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出版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与人文社社长臧永清对于人文底色的答案不谋而合：“使命意识、精品意识和宽松自在的文化氛围，构成了人文社的底蕴。”在臧永清心中，做文学出版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把眼光放长远，将站位拔高，对于顶尖的文学出版社而言，更加有使命和责任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建设。这也是历代人文社社长所传承的职责，七十载未曾改变。
2017年，臧永清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一次讲话中他提到，“我要做的是带领团队让人文社的发展与今天的现实更好地对接，会为了发展而改变，但是不会为了改变而改变。”这四年间，臧永清一言九鼎，人文社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仅看数字的变化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2020年，人文社发货码洋达二十多亿，与2016年相比增涨了123%；营业收入增长139%；利润增长了490%；人文社的市场排名从第22名跃升到第8名。除了经营数字的变化，社里每一位成员也更加意气风发，收入的提高，让生活有了更多保障，编辑得以更加潜心工作。
“我常常在想，那些伟大的前辈——比如冯雪峰先生，如果现在仍然执掌着人文社，他会怎么做？”臧永清如是设问，“我认为他一定会重视变革，会比我做得更出色。如果不全力以赴，我怎对得起那些伟大的前辈？”时代在变，人文的底色依然，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传奇，正由新一代人文人的笔继续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