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 | 陈昕
我的这个讲座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出版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第二部分讲出版人的历史使命和人生目标；第三部分是重点，具体说说怎样当一名合格的编辑。
一、出版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有过一段感人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出版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
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谈谈出版的神圣和荣光。
先说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及其“彩虹计划”。1988年10月，我参与了“国际资本流动”课题去欧洲考察，一路走了10个国家，历时40多天。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同行的有四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央行副行长的李若谷，还有经济学家、企业家陈琦伟。在法兰克福访问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德国央行翻译得知我是出版社的总编辑，特地告诉我，法兰克福有一家出版社很了不起，他们的办公楼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一起被视为法兰克福的三大地标。
1988年参加“国际资本流动”课题组访问欧洲十国。右一为李若谷，左一为陈琦伟，左二为作者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的恢宏、壮观、堂皇、闳敞，自不待言，但坐落在城区菩提树大街毫不起眼的四层老式办公楼，何以同高度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银行大厦相提并论，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后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是因为这幢小楼里的出版人为战后德意志民族提供了恢宏系统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美苏两国军队占领并被强行分为两半，现代战争机器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夷为平地，全国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更可怕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想颓废和空虚。
1959年翁泽尔德出任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面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困境，他带领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地站了出来，倾全社之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标识出七个图书系列，旨在向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让国民在战后的颓势中重新振作，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
苏尔坎普的“彩虹计划”
当时，他们的这一壮举被视为在德意志民族昏暗的思想上空悬挂了一道绚丽的彩虹。以至多少年后，德国思想界普遍认为，联邦德国真正的纪元应该是1959年，因为那一年翁泽尔德主持苏尔坎普出版社，开始了战后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复兴之旅。2002年，翁泽尔德去世，德国思想文化界同悼。媒体上评价，二战之后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对德意志民族的贡献，很少有超过翁泽尔德的。还有人说，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又被炸成废墟，只要苏尔坎普办公楼地下层样书间内那套“彩虹计划”的样书还在，德国的文化复兴指日可待。
1998年我去苏尔坎普出版社时，曾走到地下层去看“彩虹计划”样书。只见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立着的都是这套书，大约有二千多种，其中不少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陪我参观的版权部经理哈特女士说，版权收入已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重要的收入来源。
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在出版“彩虹计划”的过程中，吸引、凝聚、培育了全德国几乎所有大师级的作家和学者，包括黑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作者。苏尔坎普出版社办公楼不大的门厅的墙上，挂着十位大师级学者的人物头像照片，二楼会议室的墙上贴着样式各异的作者照片，有几百张之多，真是群星灿烂。
2005年10月1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访问苏尔坎普出版社时留影。右一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左一为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王一方，中为作者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足以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媲美，而类似联邦德国银行大厦的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城市则比比皆是，就连我们集团在七宝园区的办公楼群，其规模也远超其了。这当然值得我们骄傲。但是，与苏尔坎普出版社相比，我们的出版物在民族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存在明显差距的。这又值得我们思考，需要我们努力。
再讲一下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部将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图书馆这些非军事目标列为重点轰炸对象，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慨和怒火。按照今天的说法，这种对文化机构的轰炸行为属于“反人类罪”。日本军部何以如此痛恨商务印书馆，时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得很清楚，目的就是要折断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那一天，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新书栈房、东方图书馆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所藏几十万册图书尽数焚毁，图书残片、纸灰随风飘落大半个上海城，也飘落到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张元济的寓所，先生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同时默默发愿：国土虽遭涂炭，但中华民族的精神大旗不能倒。
在抗日战争战事紧迫、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商务印书馆几度内迁，人员散失，物资极度匮乏，但依然坚持每月推出一部当时堪称学术津梁的“大学丛书”，从抗战爆发到珍珠港事变共出版了51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抗战期间也出版了60种。还有“语言学、文字学系列”，其中的周祖谟《广韵校勘记》、容庚《金文编》、赵元任《钟祥方言考》、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李方桂《龙州土语》、罗常培《临川音系》、高本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等，尽管印数极小，有的只有200册，排版难度又极大，却奇迹般地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39—1941年出版发行。此外，王国维高足赵万里辑集的43种、104卷《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也于1940年出版。当年，知识界、出版界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国土可以一时沦丧敌手，但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不能也不会倒下。
抗战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内挂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横幅
现代出版史上这两个重要的案例，凸显了在大变动时代，出版人站在时代的潮头，以编辑出版为志业，开拓和推动文化建设的抱负和伟绩，成为民族精神之火不变的象征。
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置身于一个“大变动时代”。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又一个伟大奇迹，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重新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高峰，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前辈那样，热爱和珍惜我们所从事的这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成为新时期文化大厦的建设者，追随着时代的脚步，领风骚，执牛耳，开新路，推动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追求思想和文化的创新，在一些最基本出版领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新的完整的知识资源系统。
二、出版人的历史使命和人生目标
每个时代的出版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代出版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个出版人也应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让我先从“出版是什么”讲起。
1. 出版是什么？
《辞海》云：“出版是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这是从出版行为出发，给出的狭义定义。从意义的角度，我们常说，出版使文化得以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凝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对出版和出版人的概括是：出版是人类冲破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高举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
了解出版的本质、特征、作用和意义，有助于我们树立起历史使命感。
理解出版，还要对出版的历史有所知悉。
2. 古代出版
关于中国古代出版，可以读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版）。这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的演变历程，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刻辞、竹简和木牍、帛书、纸卷等。从某种的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书于竹帛，藏之名山”，古代出版起着对文化保存、积累、传播和促进的作用。
今年四月，我去河南旅游，在安阳参观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感觉上，博物馆的内部陈列大体上是参照《书于竹帛》这本书来安排的。通过对数千件文物的陈列展示，让人们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书法的演变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也从一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河南人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作为一个出版人，去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看一下，一定会有收获的。当然还要去殷墟，那里出土了我们民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中国文字博物馆
了解中国古代出版史，还可以读宋原放、李白坚合著的《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版）。这本书在对出版史料编排和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出版史的发展线索、中国出版业的轮廓、中国出版业兴衰的历史动因作了初步的梳理。书后所附“中国出版史大事年表”很有价值。
钱存训《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三千五百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像中国那样，具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未间断，几乎一切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形态，都已载入历史、“书于竹帛”的国家，恐怕难以寻觅。
不过，也有例外。2019年11月，我去以色列旅游时，在耶路撒冷，除走了苦路十四站，看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诸多圣地外，还特地去了以色列博物馆内的死海古卷博物馆。它的外型好似一个巨大的陶罐，里面珍藏着二千多年前的希伯来文圣经古卷。
耶路撒冷死海古卷博物馆
死海古卷泛指1947年至1956年在死海西北基伯昆兰旷野的山洞里发现的藏在陶罐内的古代文献，大约有近四万书卷和书卷碎片，经考证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间书写的。这是上世纪最为惊人的发现之一。圣经过去被质疑最多的是写在历史之后，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预言，比如耶稣出生在哪里，将怎样受难，被钉上十字架的日期，等等。有人认为，死海古卷的发现一炮轰走了这一根本的质疑。当然，这并不是说旧约圣经中的所有预言都应验了。
走进死海古卷馆，先经过的是一条宽敞的通道，两边摆放有犹太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大厅呈椭圆形，陈列着死海古卷，但大多是复制品，只有“圣殿记”和“光明之子大战黑暗之子”各有四五页的原件，都是写在羊皮上的。令我吃惊的是，版式与现代图书几无二致。这是西方世界“书于羊皮，藏之名山”的一个例证。
3. 近现代出版
一般把15世纪中叶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包括印刷机、油墨、金属活字），建立印刷所，视为世界近现代出版的发端。上世纪90年代，我去德国访问时曾参观了古登堡博物馆。
古登堡博物馆
这里我想说的是近现代出版的历史作用。对西方世界来说，它推动了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而言，它是民族图存救亡的阵地和工具。
纸张代替羊皮，现代印刷术的发明，使约翰•洛克的宪政学说，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学说普遍传播开来，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颠覆了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价值观，用一套以理性建构而非上帝启示的世俗价值观取而代之，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现代印刷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有过精彩的论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可以说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的。政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凭借出版的平台提出了各自图存救亡的政治主张。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史上多少伟大人物都或多或少从事过出版工作。看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曾拿起笔，当刀枪，办报刊，干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了解我们党早期的出版历史，会激起我们对出版的热爱，鼓舞我们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4. 改革开放时代的出版
粉碎“四人帮”，打破“文革”时期文化禁锢和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出版的春天。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新的时代为无数的出版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施展才能的机会。
70年代后期，绍兴路上的出版社都在54号的礼堂用餐，那里不时会传出各家出版社的编辑走向全国组稿、各显神通的动人故事。印象很深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活跃在北京中央机构的大院和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有位编辑甚至走进胡耀邦同志的办公室组稿。那个年代，上海出版了许多领风气之先、风靡全国的图书。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放的鲜花》，将曾经被打成毒草的小说结集出版，像鲜花一样重新绽放在时代的阳光下、春风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燕杰的演讲录《塑造美的心灵》、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倾倒了数不清的读者。之后的图书出版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启蒙热有“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文化热有“中国文化史丛书”，等等。全国许多出版社也都从自己的定位和资源出发，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我尤其喜欢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丛书”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
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
我所在的学林出版社于80年代初成立，是一家小型出版社。但在那个年代也是思想解放，敢闯禁区，出版了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译本，当年人民日报曾发文以“译者的眼光、出版社的气魄及其他”为题，予以高度评价。学林出版社还出版了梁漱溟的《人性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等书。这在80年代初中期都是了不起的事情。我这个刚入职的小编辑也有机会随出版社的领导柳肇瑞同志去梁漱溟先生府上拜访。
5. 把握人生的出版机遇
每个时代都会为出版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就看你如何发现、捕捉和把握。关键是做一个有心的人。
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一个新入行的出版人，需要了解和熟悉这个行业，真正爱上这个职业，而不仅仅把其作为谋生的手段，你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将军”。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对一个青年编辑来说，职业目标要有阶段性，把它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上来不宜定得过高。
我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出版行业的，起点很低。最初的职业目标，就是当一名好编辑，踏踏实实地做几本好书。我入职的学林出版社是一家新社，编辑人数不多，“八九个人十来条枪”是真实写照。但它却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要在上海出版业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岗位设置上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就给每个编辑都提供了机会。我作为社里唯一的经济学编辑，承担着经济学领域的出版任务。然而，作为一个新编辑，在选题上的自由度并不大，列选要得到社领导的批准。
1983年和学林出版社编辑室同仁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
一般来说，名家的选题在各家出版社都是最容易通过的。我和许多新编辑一样，一开始也把组稿的对象放在名家身上。由于对经济学有系统的阅读，很熟悉这个学科的资源地图，全国哪所大学及研究所，在哪个分支学科具有优势，有哪几位领军人物，我心中都有一本细账。我曾先后给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等30多位经济学家发过约稿信函，但均石沉大海；我曾多次去名家处组稿，也几乎全无效果。
令我印象很深的是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观烈教授的拜访。陈教授是国内顶尖的货币银行学专家，他在复旦大学开的货币银行学一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知道后便约他的学生陪我去其府上组稿，想出版他的货币银行学讲义。当我谈完组稿的想法后，陈教授坦然地告诉我，他已经被京沪两地的大出版社“包围”了，稿约都排到了数年之后。他还说，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到深思熟虑的程度，未敢轻易立论著述。言外之意，我还听出了即便他有了自己满意的作品也不会轻率地“许配”给新成立的出版社。
陈教授的这番话听起来有点逆耳，却道出了许多大学者心中真实的出版思维。毫无疑问，老一辈的名人是各家出版社“争夺”的对象，不过，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他们的新作总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着他们，出版社的路会越走越窄。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把眼光瞄准甚至锁定经济学家的新生代，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学术大师。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学术发育机制推动我这样做的。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开放与繁荣的年代，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代际更替”恰好与“理论大转轨”时期重叠，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给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崛起提供了比常规时期更大的平台与空间，更宽阔、快速的上升通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夜之间需要数以千计的新锐经济学家，时代呼唤着青年学人迅速成长，快速递进，出版人在其中有着巨大的机会，就看你如何发现和捕捉。
把握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我明确了自己向青年学人组稿的方向。于是，我经常梭行在各所大学的校园里和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中，手拿自己悉心整理的中国经济学前沿选题清单，与这些青年学人讨论、争论，不久就碰撞出一个个鲜活的思想火花和新的著译书单来。
整个80年代，我先后策划了十多套丛书，涉及选题数百种，在经济学领域作了大胆的探索。我参与编辑的“青年学者丛书”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系统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聚焦了一批“中国问题”，创生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案例”，尤其是团结了一群有学术抱负和使命感的青年学人，使他们脱颖而出，凸显出经济学的世代交替特征。这两套丛书记录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社会宏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社会微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国际收入问题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汇率机制的著作，第一本财政补贴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资本流动的著作，等等，还创生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今天活跃在经济学舞台上的一线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张维迎、樊纲、蔡昉、李扬、刘世锦、江小涓、张军、袁志刚等，他们的年轻时的第一本著作都是在这两套丛书中出版的，我是他们书稿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自那时起，努力发掘新的作者成为我出版生涯的追求和目标。之后，我再也没有主动向名家约过稿。不过，这并不是说我排斥名家的书稿。作为出版人我当然欢迎名家赐稿，他们的书稿无疑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和较高的市场号召力。它只是表明，我的出版志趣和工作重点在于发现未来的名家。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要成为一个好编辑，关键在于把准时代发展的脉搏，不失时机地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
出版人的职业目标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阅历的开阔，资源的增多，经验的积累，出版平台的放大，应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职业目标，扩大出书的领域和学科，思考新的问题，攀登新的高峰。
我的编辑职业目标就是循着以下的路径，一步步向上攀登的：经济学编辑（学林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综合性编辑（香港三联书店）——大型社会科学出版社选题规划和组织实施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向全社会提供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世纪出版集团）。当然，从更大的出版舞台出发，我还有探索新的出版模式、新的出版业态、新的技术手段、开展国际合作等目标。
经常会听到有的青年编辑抱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最好的出版时代和机遇之类的话。从特定的角度看，这种抱怨可以理解，也有一些道理。今天的出版工作确实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有许多难解的问题。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目标和使命。当今的世界正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变化和动荡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有待人类去发现和解决。今天的出版业正处于人类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之中，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都为出版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巨大的能量等待爆发。我们出版人能抓住新的时代机遇，确立新的历史目标吗？
三、编辑业务的要求和底气
当一名合格的编辑，除了要有理想、追求和使命外，还要养成一些基本的素养和能力，这是编辑业务的要求和底气。第二部分讲到的策划组稿和发现新作者就是其中的二项。这个部分我再选择十个方面谈谈编辑业务的要求和底气。
1.追求一份厚实的书目
我常说，人类精神价值的评判，一定是坚硬的岩石，而不是美丽的浮云；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
做出版讲到底，就是追求一份厚实的书目。一家出版社好与不好，看一下他的书目就知道了。一些老社、名社，他们的书目中总是会有一批数年甚至数十年反复重印的图书，支撑起他们巍峨的图书大厦。
具体到编辑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每过五年、十年，甚至当你告别编辑出版工作的时候，拉一下自己的书单，看一看这一阶段、这一辈子，编辑出版了哪些图书，其中有哪些较长时间地立在书店或读者的书架上，有哪些有较高的引用率，这是衡量你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一个编辑，一辈子，如果有一两本书能够潜入历史，成为经典，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部分图书
有一段时间，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压力下，一些编辑简单地靠品种和字数来应付考核，维持经济效益。每年发稿的字数，一二百万字不行，要三四百万字，甚至有一年发稿上千万字的。这样是做不出好的图书的，质量低下难以避免，当然也不太会有重版的机会。时间长了，疲于奔命，他们对出版兴趣索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则黯然离去。有些编辑则不同，他们做得很自在，每年精心做三五种书，在做书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编辑出版工作的规律，提高业务水平，常有乐在其中的感受。他们做的图书，不少会进入再版书目，每年都有一些在重印。这样，他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觉得编辑出版工作很有意思，慢慢地把编辑出版作为自己的志业。
2.纠错与提升
这一点讲的是案头功夫。案头功夫首先是纠错。很少有学者的书稿经得起查，千万不要相信那种“大学者的书稿可以一字不改”的说法。问题在于你是否有能力发现差错。
钱锺书先生是大学者吧，周振甫先生在编辑《谈艺录》时，还不是发现了一些值得改动的地方，以至钱先生会在该书题辞中写道：“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拜赐多矣”。
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一字不改的书稿。这是因为作者写稿，有时因习惯使然，会产生盲区，犯“想当然的错误”。陈平原先生在《编辑的“积极”与“消极”》一文中，就自己的著作《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文稿中一些差错，谈了这方面的感受，很值得一读。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工作特点和要求，书稿当中有一些错误是作者很难发现的。
学者在跨界写作时也容易产生错误，这就更需要出版社来把关。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对党史专家杨奎松质疑国际战略专家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的事炒得很热。在我眼里，金一南的这本书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它热情地书写了我党自创建、建立人民军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读来令人血脉贲张、激动不已。但是白璧微瑕，书中也存在稍许硬伤，杨奎松先生的质疑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任何图书都可能存在差错，所谓“无错不成书”。但是，像杨奎松质疑的那些差错，本属于出版社纠错把关的范围，只要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认真对待，本是可以避免的。
最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公众号上看到《火种》一书的责任编辑写的文章，谈了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我觉得这部书稿的纠错和提高工作值得表扬和提倡。这本书的作者刘统，是国内知名的党史军史专家，著述颇丰，影响也大。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对他的书稿仍持严谨的把关态度。除了配备党史专业的编辑精心核对史料、推敲论点、斟酌表述外，还在定稿前召集若干党史学者开专题会议，对一些重大的党史问题作一次会稿，查找可能存在的错漏和不妥。
请专家会稿是个好做法，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好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历来在编辑一些重要的书稿或较难把握的书稿时，于定稿前都会请专家学者来会稿。我记得有好几部书稿，都是因为会稿而质量得到提高的。例如，出版王义桅的《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时，我作为决审，看了三遍，也改了三道，还是觉得有些问题需要推敲，于是召集了十多位专家一起来会稿，商量如何处理和修改为好。
又如，史正富的《超常增长——1979—2049的中国经济》，提出了“三维市场体制”的重大问题，定稿前我们专门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请林毅夫、姚洋等十来位专家会稿，研究可修改完善之处。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挑不出太多的硬伤，起码能做到逻辑自洽。
在我的经验里，越是著作等身的，错误可能越多，这样的作者毕竟没有太多的时间打磨作品。像陈寅恪先生这样对史料穷本溯源，反复修订，在此基础上作综合分析的学者现在恐怕是没有了。不知道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里，是否还保留有1963年编辑此稿时的审稿意见，如果有，看一看，对今天的编辑工作会有启发的。
纠错能力的养成，要靠死功夫，就是熟悉并使用工具书和勤查文献。古人重视文字训诂是很有道理的。王元化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起，他的学术根基在于熟读《说文解字》。今天的编辑不太可能有元化先生这样的底蕴，但起码要养成使用《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重要工具书的习惯。专业编辑还要配备所在学科的权威词典。
对一个新编辑来说，要提高纠错的能力，有两项训练是必须做的。一项是做三个月的校对员和三个月的资料员。校对是编辑工作的重要一环，有自己的学问。一个好的校对员既能消灭排版造成的错漏，又善于发现原稿中的差错。校对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差错一般可以归为九大类型，有文字错误、词语错误、语法错误、标点符号用法错误、数字用法错误、版面格式错误、事实性错误、知识性错误和政治性错误。这些错误也都是编辑工作中必须处理的，而校对工作的训练能帮助你掌握原稿出错的规律，增强你发现、质疑、排疑的分析判断能力。资料员工作的训练则能帮助你掌握版本目录学和图书馆分类学的基本知识，更好地使用各类工具书和检索文献资料。
另一项训练是跟着老编辑认真编好第一本书，熟悉和了解编辑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我编第一本书，印象最深的是，知道了编辑对书稿，什么必须改，什么不能改。作者的写作风格不能改，可改可不改的不要改，没有把握的，没有经过核对，不能轻易改。最犯忌的是自以为是，把对的改错了，引起作者的愤怒，失去作者的信任。前述陈平原先生的那篇文章，就举例说了编辑的若干“轻举妄动”，告诫我们尤其要避免把对的改错了。
再讲讲提升。纠错靠的是下功夫，时间和认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提升能力的养成非一日之功，需要靠阅读、审稿、研究的日积月累，没有捷径可走。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提升的第一方面，是通过编辑的工作，把一部有价值的书稿变成符合读者需求的作品。这里面有许多提升的工作要做。一般说来，作者对市场和读者需求的了解是不够充分的。还以《火种》为例。这部以“90后”青年人为主要阅读对象的书稿，刚交到出版社时，有56万字，基本上是学术著作的写法，除了史实的叙述外，还有大量的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源、口述资料等。史料齐全当然是一部书稿质量的基础，但是要让这本书走进青年读者，走进大众，不让人望而生畏，打退堂鼓，就需要在史料的选择和处理上做一些去粗取精的工作，还要让史料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鲜活而直观。就此，本书的编辑做了很多化繁为简的工作，把全书压缩到40万字，并注重从布局、结构、逻辑、细节、文字等方面来增强全书的感染力和严密性，从而使这本书变得好看、好读，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提升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更难，这涉及对书稿的学术问题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这不是一般的编辑就能做到的，需要更多的学术熏陶和磨砺才能达到。当你具备这样的能力时，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一个专家了。这方面的例子，又要谈到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他是钱锺书先生书稿的编辑，钱先生曾点名周先生当自己代表作《管锥编》的责任编辑。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保存着周先生对《管锥编》的两份审稿意见，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铺陈在稿子上，有80页之多。既有纠谬的，更多提升的。难怪钱先生在《管锥编》序言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审稿意见的边眉四处，注满钱先生的笔迹，有表示异议的，有表示赞同的，有讨论问题的。我们看到的既是专家和编辑在出书过程中的互补，也是两位一流学者之间对学问的切磋和对话。周振甫先生的编辑水平实乃编辑工作的最高境界，令人高山仰止。
3.写好审稿意见和书评
这一节顺着前面谈及周振甫先生审稿的话题，说说怎样写好审稿意见和书评。
审稿的目的是判断一本书的出版价值，大概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对于学术著作而言，是看有没有新的学术和理论贡献，有没有史料价值，是否能自圆其说，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大众读物而言，是看有没有科学和准确的知识，是否通俗易懂，有无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第二，审视书稿在布局、结构、逻辑、观点、论证等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三，是看文字的水准，是否顺畅达意。
审稿意见有写在决定书稿是否接受出版时的，这时主要是对这部书稿的出版价值作一个判断。有写在发稿时的，这时的审稿意见应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介绍这本书的组稿和成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做了哪些工作；对书稿作出总体评价，有何创新，有何价值，在所在领域或所属学科中的位置和意义，有哪些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改进的地方；对书稿作了哪些方面重要的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是如何与作者沟通和交流的，书稿水准提高的情况，等等。还应该包括有关装帧设计、纸张印刷和宣传营销等方面的要求和意见。
1986年 作者在审读样书
每个编辑的审稿意见都有自己的特点。周振甫先生的审稿意见之所以长达几十页，是因为他把重要修改的依据、出典等都一一写在审稿意见中了。而有的编辑则习惯把这类具体的修改意见，写在浮签上夹在书稿修改处。我的审稿意见侧重于对书稿的学术评价上。审稿意见视书稿的情况，可长可短，把问题讲清楚即可。
书出版后，我会在审稿意见的基础上写一篇书评。我刚当编辑那会儿，特别喜欢写书评，大都是在审稿意见的基础上写成的。编辑评书的路数，我在《理想在潮头：给青年编辑》这本书中专门讲了。一是要跳出“感”直抵“评”。一部作品读下来，感触、感动、感悟在所难免，如何叙说，还得跳出“感”，直抵“评”，如果把书评写成了一篇读后感，不直接针砭书中的内容，仅仅表达读稿的感动，勾起若干新的联想，算不得一篇尽责的编辑评论。二是把握好思想和文采的关系。书评不宜过于追求文辞和隐喻，牺牲评论的犀利和直白。我个人的志趣是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架构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或思想意义。三是处理好“聚焦”与“升华”的关系。好的书评不应该满足于对图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还要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继而超越原书，打造出学术创新的文本来。书评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书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钱锺书先生的不少学术成果就是通过书评的文本来呈现的，《读书》杂志上的书评大都在这方面做文章，功夫都在“升华”上。做到这一点不很容易，但编书的时间长了，研究的问题多了，这个境界是有可能达到的，就如周振甫先生。
4.政治把关与学术自由
政治把关是编辑经常碰到又较难把握的问题，但却是必须过的一关。
出版工作中对书稿的政治处理，很多时候是从大局出发所做的选择，有时无所谓对与错。这方面，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对《莫斯科日记》的处理是一个例子。
《莫斯科日记》是罗曼•罗兰1935年六七月间的访苏日记。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在日记中，罗曼•罗兰一方面为见到的许多社会主义新鲜事物而鼓舞，另一方面也为发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所困惑。日记中一一记录了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性出发，所观察到的苏联社会存在的个人崇拜、专制特权、官僚作风、无视人权以及压制言论等社会弊端。然而对于这本访苏日记，罗曼•罗兰却做出了封存50年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当时有人认为是出于对苏联的“护短”和“怯懦”，指责和批评颇多，甚至说罗曼•罗兰是胆小鬼、伪君子。
我完全不能接受对罗曼•罗兰这样的指责，认为对作者封存日记之举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动机和效果。我十分赞同陈原先生对罗曼•罗兰封存日记的解读：“30年代中期的欧洲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猛烈斗争的时代，进步人类的最高愿望是击败法西斯。为此，一切都应该服从这个大前提。而就当时的国际环境看，进步人群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德意志法西斯和各国的右翼力量，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幻想。二次大战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套用现在的语言说，罗曼•罗兰‘顾全大局’，不愿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所感受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阴暗面的材料来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以他不愿意当时发表他的日记。”
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政治把关都是从大局出发做出的选择。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在探索和实践中，人们对其的认识还存在不少的分歧，更遑论在价值观层面的混乱，这都要求出版人要有大局意识，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敏感问题。
一讲到政治把关，有人会把它和学术自由对立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学术出版领域需讲自由和民主，不应过多地设立禁区。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华盛顿接受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名誉法律博士学位时，在致答词中这样说道：“坦普尔大学又是以主张学术自由著称的。我认为，这是贵校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出版工作中，不要随意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简单地以政治把关为由轻率地否决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这是一种没有水平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学术的问题上，要有容忍度，持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是基于学术研究的背景，有学术和理论上的贡献，这样的著作都应该予以出版。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三大来源，是建立在对以往理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对待学术著作千万不要随意扣上政治的帽子。相反，还应该尽可能地想办法出版一些有争议的学术著作。自然，在出版这些著作时，有时会在尊重作者理论和观点的前提下，根据“大局”做一些必要的处理，目的是使这些著作得以出版。
5.专家与杂家
出版工作的职业特点，要求编辑具有专家和杂家两种角色。
编辑是专家，首先是说你是编辑出版领域的行家里手。编辑出版作为一个专业，有自己专门的知识，且带有实务性和经验性的特点，不容易为业外人士所掌握。编辑的工作远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剪刀加糨糊”那么简单。如钟叔河先生编“走向世界丛书”，就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做好的工作。这套丛书以独特的视角发掘、识别、整理、校订、辑选了一批“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史料，记录了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时的跌跌撞撞，而编者为每种书所写的序文又极富思想性和独到的见解，随处可见编辑的功力和水平。钱锺书先生读后也称赞不已，欣然为丛书作序。
编辑是专家，还是指编辑应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学者，有较高学术造诣。举例来说，老一辈的编辑胡道静先生，他是著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的《梦溪笔谈》整理和研究，创造性地把古人用于经籍的笺注方法，运用于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1957年《新校正梦溪笔谈》问世后，顾颉刚盛赞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胡适也说“此人造谐甚深，算了不起”。新时期的编辑唐浩明先生，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独树一帜，不仅编有《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还创作了《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长篇历史小说，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
胡道静先生夫妇与李约瑟（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不是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专家，是很难在上海的出版社当编辑的。那时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名家荟萃，由李俊民先生主政，有“三驾马车”“四大编审”，好几十号编辑，个个都是学问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画坛“一百零八将”，汇聚了各路绘画精英，陆俨少、程十发、刘旦宅、方增先等著名画家都在那里工作过。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出版界还是名家众多，在学界影响很大。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担任了上海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党史学会的会长，不少资深编辑都是上海各个学会的理事。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成员大都译著颇丰，名望很高，一度有七人担任了上海翻译家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占了协会领导成员的大部分，以至有人开玩笑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开会就可以决定上海翻译家协会的事了。
编辑还应该是杂家，拥有广博的知识。1962年，罗竹风先生曾写下为编辑请命的杂文《杂家》，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但“编辑是杂家”一说却广为流传。80年代，罗竹风先生又对编辑的杂家身份有过说明：“编辑应该是杂家。所谓杂家，就是对各个领域的各种学问，都要懂一点，略知一二还不够，最好是略知二三。”
一位编辑不可能只编一个领域的书稿，从成长的角度说，多涉猎一些知识领域，会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我从经济学编辑起步，慢慢地逐渐编辑一些其他学科的图书，后来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还编过画册和工具书。这就要求你了解各个学科或领域的ABC，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并做到融会贯通，同时还要熟悉这些学科或领域的文化地图和资源分布。更重要的是，你所学到的这些ABC能够帮助你和作者说得上话，捕捉到学术前沿的信息，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6.阅读和笔记
编辑的成熟和底蕴有赖于持续地阅读，要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
首先是读本专业的书。我当经济学编辑前，除了啃过《资本论》外，还浏览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对国内经济学几次大讨论的情况，尤其是人物和观点都十分熟悉，这保证了我作为经济学编辑的基本工作要求。当上经济学编辑之后，及时地阅读经济学的新著和文献更是必做的功课，不然很难了解学术动态。
作者的读书笔记
编辑还要广泛阅读各类图书，尤其要读历史书和文学书。这两类书涉及较多的知识，既可以提高阅读的兴趣，还能吸引你到更多的领域作深度的阅读。我有读小说的爱好，工作期间每次出国访问，箱子里都会放上几本小说，不仅在飞机上读，还会在深夜睡不着觉时读，权当倒时差的办法。
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很重要。对于新编辑来说，写读书笔记一开始可能会有畏难的地方，觉得不知道写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好写的。这是你读书不多的自然反应。我的建议是，可先从摘记做起。久而久之，读的书多了，同一题材不同的书、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可以做一些比较，你更赞同哪一本书的观点。比如，关于中国夏代的历史，你是赞同“信古”还是“疑古”，“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都是怎么回事，各有哪些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推动各起到怎样的作用？又如，怎样看待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中国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于是你就会生发出自己的观点和认同，尽管很可能是浮浅的、不成熟的，但要把它记下来。我原来通常的做法是把它写在书扉和书眉上。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发的“出版频话”之书扉随记，把写在书扉上的笔记晒出来，挺有意思的。不过，我现在习惯把读书笔记写在手机备忘录里了，觉得更方便保存和查阅。
7.参加学术会议和查阅学术期刊
我刚当编辑的时候，出版社对编辑参加学术会议是有要求的，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出版社不希望自己相关的编辑漏会。80年代中后期，我常常想方设法挤进那些重要的会议听会。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能让你了解学术动态，提高学术水平，而且还是发现新的选题和新的作者的重要途径。
一些出版社除了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外，还会围绕自己出版的重要图书召开学术研讨会，有的后来还形成了会议品牌。八九十年代，上海三联书店每年都会开一到两次专题学术会议，围绕当年出版的经济学图书，联系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展开研讨。会议的规模不大，最多三十来人，时间不长，三天左右，但几乎全国重要的中青年学者都参加过上海三联书店的研讨会。大家准时聚集上海，简食朴卧，在会上展开热烈的学术碰撞和讨论，并以此为荣，最后产生了受到学界瞩目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三联学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后来也常参加我们的这一会议，他曾深情地对我说，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和希望就在这里。
1990年9月，作者主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左四为刘吉，左二为樊纲，左一为张曙光，左五为张军，左三为作者
今天的情况是，大家更热衷于论坛、读书会、媒体推广会，这对图书的宣传和销售当然很重要，而且有利于全社会读书氛围的形成。但是，我认为召开学术性的会议更应得到出版社的重视，这有利于出版社的长期发展。
编辑还应养成查阅学术期刊的习惯。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先是通过论文的方式来传播的，很多的讨论也是在期刊上进行的。编辑定期阅读所在专业的核心期刊，能提高你的学术素养，站在学术的前沿，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势。我当经济学编辑时，订阅的经济学刊物有十种之多，不少选题和作者都是通过阅读期刊发现的。
8.与学者交朋友，为读者服务
要珍惜与学者交流的机会，借学者的外脑充实自己，发掘重要的选题。
有两类学者对编辑来说特别重要。一类是“掉书袋”的，他们可以让你迅速地了解学术的进展，站在学术的前沿。汪丁丁是我交的这类朋友中的一位。90年代初，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期间，汪丁丁在香港大学任教。那两年我们都是单身在港，一到晚上，闲着没事，有时就会“煲电话粥”，谈论学术话题。什么麦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脑科学和神经元、演化经济学，我都是最先从他那里获知的。直到今天，汪丁丁每周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学术前沿信息，还是我必读的。
另一类是现实感很强的。他们能让你及时了解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的作者中，周其仁和史正富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他们长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调查研究，既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意见。每次与他们交谈都会受到启发。
与作者交朋友，还必须有为作者服务的精神和态度。被称为“天才捕手”的美国出版家帕金斯有一句名言：“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他曾经发现和支持了海明威、菲兹杰拉德、伍尔夫等众多文学天才，其中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众所周知，海明威的小说曾以写脏话闻名于世，争议不断。在编辑《太阳照常升起》时，珀金斯不仅想方设法说服海明威同意删除这些脏话，还亲自动手对书稿作了许许多多的处理。书出版后，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抗议和质疑，珀金斯挺身而出，向媒体说明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他还回复了上万封读者的质疑信件，以至手都僵硬得几乎抬不起来了。正是珀金斯的努力，重塑了海明威乐观而坚强的公众形象。之后，珀金斯又出版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等书。人们都说，珀金斯把海明威的作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海明威对此极为感动，1952年《老人与海》出版时，他在书扉上写下：“谨将此书献给伟大的珀金斯”。2018年我到哈瓦那旅游时，特地到海明威的故居参观，愿望之一就是想看到海明威的手稿，重温珀金斯感人的故事。
珀金斯与海明威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98年我去苏尔坎普出版社访问时，版权部经理哈特女士专门请《黑塞文集》的责任编辑与我见面。当时这位编辑做黑塞的作品已经20年了。他向我详尽地介绍了怎样把黑塞的文本变成各种各样的图书，做了20年都还没有做完。黑塞家族都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人，把所有的事务包括家庭琐事都交给他去处理。有这样的服务精神，还会担心作者、作品流失吗？他已经使作者及其家人完全离不开他了。
还想说－下，为读者服务更重要。读者那里有编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营养。这方面的典范是30年代的生活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的宗旨，“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什么叫“竭诚为读者服务”，韬奋先生有一个生动的闸述：“每到一个地方，只须知道那个地方有‘生活’分店，他们往往总要想到‘生活’。人地生疏，想起‘生活’，往那里跑；认不得路，想起‘生活’，往那里跑；找不到旅馆，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请代我找一个；买不到车票或船票，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请帮忙代买一张。”如此为读者服务，这就对出版从业人员提出多方面的更高要求。韬奋先生以身作则，做人做事处处表率。以对待读者来信为例，韬奋先生把读者来信当作营养自己的“维生素”，回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忙到深夜也不以为苦，不以为烦。他要求书店同仁：“对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使有的读者问的幼稚，我们仍必须认真答复，如果怕麻烦，拆拆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上的罪人！”
《韬奋全集》部分卷目
今天，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化，我们与读者的沟通是如此的便利，让我们为读者的服务先从认真回复读者来信做起。
9.记下每一条编辑体会
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体会和感悟，要及时把它记下来，并尝试把其上升到工作规律的层面，这对自己今后开展编辑工作大有禆益。我在编辑生涯中记下的“出版箴言”有近三十条之多，选题策划原则也有一二十条。这里主要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书工作举若干例子。
（1）基本的与非基本的
这关乎一家出版社的出书布局。现在不少出版社在做选题规划时，都把目光主要聚焦在大工程和大项目上，更关注有哪些可能的畅销书，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在出书布局上，首先考虑的不是大与小的概念，也不是畅销与非畅销的概念，而是基本的与非基本的概念。这是说，在做规划时，一家出版社应该根据自己的定位，先确定基本的出书领域，在这方面下功夫布局，然后据此确定大工程、大项目和畅销书。比如，一家基础教育出版社，应该重点抓语数外三门教材的建设；一家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把经济、历史、政治、哲学作为基本出书领域；一家文学出版社首先还是应该抓好小说的出版工作。
同样，这些基本出书领域在布局时也有基本与非基本的选择和安排。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出于对短期经济效益的追逐，在历史学科偏离了基本出书领域，暂停了一些重要的骨干图书，如《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系列”等，转向非基本领域，试图在神秘文化等方面另辟蹊径，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时纠偏，重新回到了基本领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出书领域，这个领域的品牌图书有着众多的读者，经久不衰的市场，重版率高，把这些书做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上海的老出版社都有根据出书定位、聚焦基本领域的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长期在外国文学的基本领域作全方位的布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专注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上海科技出版社在理工农医的中高级读物方面不懈耕耘，长持以往，既有影响又有积累，再版书目强大，即使碰到大的困难也有回旋的能力，不会轻易倒下。
有的出版社则定位不清，不注重长期规划和布局，又喜欢在非基本领域兜圈子，东一棰西一棒，寄希望一本畅销书改变局面，可能会成功于一时，但不会长久，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快趴下。这是因为整体站不住。
（2）做两个极端
做出版可考虑两个极端，出最新的前沿著作或最旧的经典著作。“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在设计时就体现了这个原则，丛书五个子系列中“世纪前沿”和“世纪文库”两个子系列，一个出最新的，一个出最旧的。出最新的，大家容易理解，出最旧的则要讲解一下。说的是出最旧的也要出新，所谓守旧也要有新的守法。
比如，出古希腊的作品，可以在权威版本的注释上出新。文景公司这几年出版的古希腊前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的《希腊史》，用的是徐松岩先生的注释本，功底很深，且与王以铸和谢德风的译本相比，另有其风格和价值。这就是守旧上的出新。经典是基本读物，许多出版社往里扎堆，不动脑筋，随意出个新版或通过价格来竞争，既没有意义，而且还会产生副作用。
徐松岩译注《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文景公司的另一套书“文景古典•名译插图本”，在守旧出新上也颇有想法。《伊索寓言》用的是周作人的译本，《奥德修纪》用的是杨宪益的译本，还配上些精美的插图，让人爱不释手，顿生收藏之心。
不过，我更想说的是，旧籍重印，一定要有好的导读。诚若陈平原先生所言：“一个时代的学术推进，是在与先贤的对话中展开的，好的导读容易让读者尽快进入这种对话的状态，更多地理解经典的意义。”
（3）封杀性布局
学科出版的布局，应尽可能完整，不留空隙和死角。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要采取封杀性布局的策略，最大限度地覆盖市场，不给对手以机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历史学科的布局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些重大的项目，当然有些是以往工作的延续。这些项目中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76卷）、“中国断代史系列”（13卷16册）、《中华文化通志》（101卷）、《中国通史》（12卷22册）、“中国专题史系列”（50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2卷）、《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3卷）、《上海通史》（15卷），还有“黎东方讲史系列”（12册），等等，都是开天辟地，且多是大部头，放在一起很是壮观，令人心潮澎湃。美中也有不足，一是缺少理想的教科书和单本头的大众通史读本，二是少有中国文明史方面的著作。
对小社新社而言，限于资源和条件，像上海人民出版社那样在一级二级学科作封杀性布局似无可能，但可以在三四级学科的布局上做文章。现代科学演化的基本趋势是，学科越分越细，学问越做越深。有家新社的领导告诉我，他们拟在艺术史领域作全方位的布局，就是很好的想法。
还经常听到有的出版社抱怨，如今的学科出版布局越来越难，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少有出版空间。这种说法道出了某些出版领域竞争激烈的现实，但从封杀性布局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不仅如此，我们的不少学科建设还处于几近空白的状态。还以历史学科为例，世界史的领域就很薄弱，无论古代世界史、近现代世界史，还是全球通史，至今我们都还没有出版过有影响力的原创著作，遑论学科布局了。有鉴于此，陈恒教授这些年在世界史领域协调全国学术界所作的努力值得出版界重视和支持。
（4）版本维护和升级
有些图书的生命周期和权威性，需要通过版本维护和升级的办法来实现。一般来说，通识类图书、教科书、工具书是必须定期维护的。上海出版界好的传统之一，便是定期对一些重要的品牌图书进行维护。《辞海》十年一修，《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十万个为什么》等图书都会根据语言、社会和知识进展的情况，适时推出新的版本，以使知识常青。
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骨干图书也应根据学术进展的情况作必要的维护。上面讲到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尽管一时还很难产生替代产品，但从学术发展的情况看，其中有的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了。例如，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过去一般是从考古、语言和文献等方面去复原历史，现在又有了分子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基因考古获得实证，以验证文本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这就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也提供了新的出版机会。
（5）横队前进
这是就丛书出版而言的。丛书效应是出版人津津乐道的，因为丛书相对容易形成品牌，宣传推广也较为易行，成本也低。
丛书顾名思义是指出书成丛，要成丛就要有设计，要有主旨和结构。丛书分开放式和非开放式两类。过去丛书大多是非开放式的，指向性清楚，强调整体设计，一次性推出，所谓“横队前进”。现在丛书很多，大多是开放式的，设计过于随意，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设计，“放在篮子里都是菜”，变成“纵队前进”，形成“胡子工程”，而且来无影去无踪。由于选题、作者、难度、环境等条件的约束，有的丛书只能做成开放式的，逐步推进，但仍然要有设计，且一辑一辑推出为宜，否则就无所谓丛书了。
开放式丛书最难的是它的结构设计，现在有的丛书只有范围没有结构，岂不是变成书目的分类归类了。最近看到一套丛书，就其中的单本书而言，内容质量还说得过去，但丛书设计却包罗万象，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去。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以学术为第一要义，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还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综合译、著、编于一体”。可见这套丛书试图涵盖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包罗古今中外，网罗各类作者，囊括所有的著述样式，然而丛书恰恰不能这样设计，而且也不可能做到。看了这套丛书的书目，四年出版的种数还不到10种，与其庞大构想相距甚远。
由此还想到出版社的长期出书规划和五年出版计划，现在不少也是拼凑多，设计少，有项目无规划，最多是个拼盘式规划。我们有制订长期出书规划的传统，但切不可流于形式！怎样做规划是一个大问题。
10.对技术进步要有敏感度和激情
人类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有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说；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分，等等。技术进步的水平还是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衡量标志，众所周知，人类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明进入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是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
今天我们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出版业的未来预期，出现了前所未所有的机遇，期盼着我们去拥抱它。
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年历程，呈波浪式前进，一波接着一波，有高潮也有低谷。数字化出版这几年似乎处于低谷状态，大家感觉纸书的日子好像还过得去，有的体制内出版人还为之沾沾自喜，没有了改革的激情，这点有点令人担忧。
君不见，在大众出版领域，这两年我们体制外的出版人在音频、视频领域，围绕着内容作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将众多的潜在读书人口变为读者，开拓了一片新的市场。2018年，喜马拉雅FM线上课程——陈正宏教授的“《史记》精讲”，就很成功，收获200万收听量。
在专业出版领域，发达国家出版业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专家系统和知识库的建设方面取得成功，并通过在线网络平台，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个性化需求，形成了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以至这部分营收已经占到其全部营收的大部分。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的本质在于知识信息的处理，而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人工神经网络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使得依托于“专家系统”和知识库，计算机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来产生并获得知识，这意味着知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人，也可以是机器。这对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展现了新的空间，当然也是全新的挑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有无迎接挑战的激情和能力。
当一名合格的编辑，还需要养成其他一些好的素质和习惯，如经常逛书店，参加书展，看博物馆，考察文化遗址，研究域外的图书，掌握基本的营销方法，等等。这些都会唤醒你的出版感觉，产生新的出版理念和选题，引发你的出版冲动，培养你对出版的热爱。
胸怀理想，循道正行。一个无限风光的出版新时代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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