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文｜商金林
纵观其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不论环境是如何艰苦，商务印书馆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着想，总是竭尽全力提供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是戊戌政变的前一年，甲午对日战争挫败后的第三年。中国在创深痛钜之际，正是酝酿革新的年代。商务印书馆成立初期仅为一小规模之印刷所，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经营，以印刷业务为主。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享有“东西博学之士”的美誉的张元济加盟后，逐步改为以出版为主，并开办编译所，从此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
张元济字菊生，清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浙江海盐，光绪年间考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加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来上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长，着手翻译政史技艺新书。张元济高瞻远瞩，到商务后，首先网罗人才，推介与他私交甚好的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聘请蒋维乔、高梦旦、庄百俞进编译所，并确定编译方针：一面发扬我国旧文化，一面介绍西洋文化，使中西沟通，促进祖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和光大。创业初期，他擘划筹措，苦心经营。
商务编译所设立于1902年冬，编译所所长蔡元培对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奠基性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1903年5月，上海《苏报》因刊登邹容、章太炎等革命排满文章，被清政府查封，章太炎和邹容被捕入狱，蔡元培和吴稚晖等“革命志士”被通缉。蔡元培避走青岛，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辛亥后商务印书馆日益扩充，张元济主持总公司。高梦旦以国文部长实任编译所所长。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以张元济、高梦旦为代表的商务革新派全身心地投入，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胡适等多所联络。高梦旦觉得自己的学识不适于编译所所长。本着为馆求贤的真诚，多次前往北京，恳请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胡适自觉才性不宜，力荐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高梦旦退居出版部部长。尽管人事方面有所变动，但张元济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正是张元济与夏瑞芳、蒋维乔、高梦旦、庄百俞、陈叔通的精诚合作，使商务印书馆得成为书业中巨擘。
商务印书馆在过去一百二十年中，出版书籍之多，影响教育文化之大，足可以与世界任何大出版家媲美。中国读书人中没有人没读过商务出版的书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商务印书馆，在我国近现代历史变革的交汇点上，坚守出版岗位，顺应时代潮流，立足中华大地，放眼五洲风云，在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理论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与时俱进，不断地借鉴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从事文具、仪器、玩具、教育影片、幻灯片的制造，进而创制华文打字机，并自制印刷机器，以适应出版业蓬勃发展的需要。纵观商务印书馆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不论是在军阀割据时代，或是抗日战争期间，还是抗战胜利后通货恶性膨胀的艰难岁月，纵然环境是如何艰苦，商务印书馆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着想，总是竭尽全力提供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经过“革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在党的“发展人民的出版事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商务印书馆发挥自身在编译、出版及管理上的优势，加快建设步伐，创造了更辉煌的业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务自诞生之日起，即是与中国的新教育、新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商务对于社会的重要贡献是全方位的，这里仅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业绩作一些介绍。
适应新教育的教材风行全国
远在清朝学校没有兴办之前，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等，另一种是预备应科举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这些读物，有的没有教育的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自清季废除科举、开设学堂以来，商务对于适应新教育的教材供给，始终努力不懈。就学校课本而论，前清兴办学堂时候有《最新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女子小学教科书》（1904年）。民国成立后有中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民国新教科书》（1912年）。1919年国语运动兴起的时候有《新体国语教科书》和《新法教科书》。1922年“壬戌学制”正式诞生后有《新学制教科书》（1923年）。国民革命成功的时候有《新时代教科书》（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课程标准后有《基本教科书》（1931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出版《复兴教科书》，1937年编印《职业学校教科书》，1939年出版《更新教科书》。教科书的范围由小学、初级中学逐渐扩大到职业中学、高级中学、专门大学。所出的教本，无不适应时代。张元济编写教材的原则是，既反对以四书五经中的传统思想来教育学生，也反对照搬外国教材的内容，而是要求适合中国特点，用启蒙思想来教育学生。同时提出，编教材不以营利为目的，而重在启蒙教育。由于教材编得好，为全国多数学校所采用，占领了极大的市场，商务也因此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以书养书，进而又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
在商务出版的教科书中，夏曾佑所编，于191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入《大学丛书》），一直为学人所重视。鲁迅在谈到夏曾佑时说：“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在推崇夏曾佑的史识的同时也肯定了这部教材。叶圣陶和顾颉刚等编撰于1924年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共六册），是我国现代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奠基之作，在我国现代初中语文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教科书是教育的工具，也是促进文化的要素。正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使得中华大地书声朗朗，香飘九州，既夯实了我国教育的基础，又传承中华文化的血脉，催促了新人和新文化的诞生。
汉译世界名著开风气之先
张元济十分重视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商务先后编印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其中一部分是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小丛书》（收书二百种），这是我国自有了科技性质的丛书以来最大的一次出版计划，大大推动了科学研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至于文哲政经等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可推严复和林纾为代表。严复翻译的社会科学名著以及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出版后又被汇编成丛书发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严复（1854〜1921）自称是“天演哲学家”，从传播达尔文进化论（他译为“天演论”）起步，开启了他系统的“西学”介绍工程。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期内，为“开民智”、满足人们寻找真理的需要，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八部“西方名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03〜1912年铅印出版。这些著作的传入中国，使国人耳目一新，在“西学东渐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对当时我国的民主革命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鲁迅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就写到在他南京求学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感人情景，《天演论》给他的影响可谓至深。严复以毕生精力为振聋发聩、挽救国家危亡而著书立说，张元济不仅与严复磋商翻译的书目，尊重严复对书籍体例格式乃至稿酬等方方面面的要求，还不辞辛劳地为严译《原富》编制译名对照表，充分体现了他对译介西方名著的重视。
林纾（1854〜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他博学多才，古文的造诣很深，是清末名噪一时的古文大家。1897年，林纾开始翻译《茶花女》，1899年出版，“不胫走万本”，一时洛阳纸贵。严复盛赞“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康有为则把严复和林纾并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林译小说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赏，读者的欢迎，这就促使他逐渐走上专职文学翻译的道路，一生翻译的欧美小说多达一百七十九种，涵盖英、法、美、俄、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日本等十多个国家。比较重要的作品有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美国斯土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希腊的《伊索寓言》、英国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狄更斯的《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森彼得的《离恨天》、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等等。林纾把这么多外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开创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使国人通过文学作品接触了欧美的社会与人生，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小说丛书》，分两辑，共一百种。《张元济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林译小说，现摘录如下：
1916年8月10日：梦旦查告，琴南小说，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梦意似太多。余意只得照收。已复梦翁。
1917年6月12日：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
1917年8月14日：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
可见林译小说在商务印书馆的大量出版，得力于张元济的推动。当时我国的“新文学”正处在“尝试期”。为了催促“新文学”的发展，必须放眼域外，吸纳异域的滋养，借鉴外国的良规。张元济正是着眼于这一大局，这才对林译小说格外热心。而对于林纾的草率，是很反感的。为了确保质量，他不得不亲自看稿，做编辑加工（“由余校注”）。这种认真负责孜孜不倦于出版事业的精神，着实令人钦敬。
《四部丛刊》等名传青史
商务印书馆为了挽救民族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为了解决求书之难，满足阅读的需要；为了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学术研究工作中的缺陷，由张元济主持，辑印和编印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张元济就像打仗一样，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统揽筹划，永不知足，永不停息，创造出我国出版史和学术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四部丛刊》的辑印始于1919年，1922年印成。这是一部包罗宏富的大丛书。它集合了经、史、子、集之书三百二十三种，共八千五百七十三卷，装订为二千一百十二册。所采用的底本，除涵芬楼所藏外，遍访海内外藏书家，将选目中的宋、元、明旧椠，缩印成为体式整齐的本子；并载原书尺寸大小于每书之首叶，以存旧本面目。1934年，又继续搜辑宋元精刊，印成《续编》，共收书七十七种，一千四百三十八卷。1936年，又续出《三编》，共收书七十一种，一千九百一十卷。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印始于1930年，中经“一·二八”之变，直至1936年才全部印成。全书分装八百二十册。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
《续古逸丛书》是张元济继《古逸丛书》之后影印的一部善本丛书。《古逸丛书》是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日本使署景刊的一部丛书，依据的底本全是日本公私收藏的珍秘，全书共二十六种。《续古逸丛书》所收四十六种都是罕传的善本，依原书版式大小影印，从装帧到纸张墨色，比起黎氏景刊的更加精美。
《丛书集成初编》汇集的是唐宋以下笔记、丛钞、杂说以及偏僻文集和零散著作，这些书都保存在普通丛书（即综合性丛书）、专科丛书、地方丛书三大类中。经过搜罗汇集，去其重复，印成袖珍小书，分装为四千册，以便利读者的阅读。
商务在辞书编纂方面开创性的成就也举世瞩目。《辞源》是商务印书馆创编的中国现代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汉语语文辞书，出版于1915年。小型汉语字典《新字典》初版于1912年出版。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谈及《辞源》编纂缘起时说：光绪癸卯、甲辰(1903〜1904年)之际，上海的翻译书籍刚刚问世，报纸也在鼓吹维新，新名词大量出现，人不知为何语；在外留学的少年，回国以后要考征文献，又感到古籍浩如烟海，无从着手；编一部新型的辞书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辞书编纂者深感“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辞源》在旧字书、类书、韵书的基础上，兼取国外辞书的长处。在体例上突破旧的《尔雅》派词典按内容分类的藩篱，脱离经传注疏的范围，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在内容上适应学界“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既采古语，也录新词，兼及世界思潮和学术动态，深受知识界的欢迎。
《新字典》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吸收了海外词典中的新词汇，又博采方言俗语汇成而成。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新字典序》中说：近世的《康熙字典》，“其书行世已二百余年，未加增改，不特科学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即市井通用者，亦间或不具。其释义则直录古代字书，而不必适周乎世用，䜣合乎学理。且往昔文字之用，每喜沿袭成语，而正名百物，初不求其甚解，故全书不附一图”。“商务印书馆诸君有鉴于此，爰有《新字典》之编辑，五年而书成。适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岁，于是重加订正，以求适用于民国。如历史年代，率以民国纪元前若千年为标记，其一例也”，“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1917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词典》，1931年出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辞书，也都享誉一时。
商务印书馆编印多种定期刊物，除《外交报》创刊于1901年不久即行停刊外，其中历史最久与销行最广的有《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教育杂志》（1909年创刊）、《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少年杂志》（1911年创刊）、《学生杂志》（1914年创刊）、《妇女杂志》（1915年创刊）、《英文杂志》（1915年创刊）、《英语周刊》（1915年创刊）、《儿童世界》（1922年创刊）、《自然界》（1926年创刊）和《文学杂志》（1937年创刊）。这些期刊肩负了向国人介绍及传播新知识、为作者开拓创作园地的重大使命。《东方杂志》是历史很久的综合性大型刊物，刊载论述国内外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教和文艺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影响极大。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最能配合时代的要求，代表进步的出版方向。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先后主编的《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的代理机关刊物，老舍、沈雁冰、巴金、沈从文、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就都刊登在《小说月报》上。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也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呐喊》和《彷徨》中《白光》《端午节》《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等七篇小说，就分别发表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上。这三个杂志刊登的鲁迅的译作就更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小说月报》也就没有我国现代文学的辉煌。
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自觉地承前启后，不断除旧布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叶圣陶赞曰“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和《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