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着的斗士

记者｜杨  帆

招牌式微笑背后，这个出身上海的匠人有着异于常人的韧性。若非如此，他也不能以一己之力扭转中国书籍设计前进的方向，重塑亿万读者对书籍和阅读的认知。

在吕敬人七十岁这年的秋天，一场名为“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40 年”的展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

从步入美术馆的那一刻起，吕敬人就为嘉宾、高徒所簇拥，被无数镜头和录音笔对准，仿佛他同在展的400多套，1000余册书籍一样，也是一部精巧的艺术品、一件珍玩。在这个过程中，吕敬人始终保持着微笑。

在媒体的笔下，微笑同他那“地中海”发型、黑框眼镜和那条仿佛永不离身的围巾一样，成为吕敬人的众多符号性特征之一。据其老搭档吴勇回忆，三十多年前初见时，吕敬人的笑就是如此这般，弧度、声音至今没变。

然而在招牌式微笑背后，这个出身上海的匠人有着异于常人的韧性。他勇烈、决绝、顽强，看似大巧不工，实则锐利难缨。若非如此，他也不能以一己之力扭转中国书籍设计前进的方向，重塑亿万读者对书籍和阅读的认知。

从装帧到书籍设计，一组名词的更易折射出中国书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外在形态最直观的变化，而在这一观念转换的过程中，吕敬人不仅是理念的传播者，也是革新的发起者。正是他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教育和推广工作助推了书籍设计领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吕敬人，中国的出版就不会呈现出今天的样貌。

这个微笑着的斗士塑造了中国书籍设计，那么又是谁塑造了他？

北上

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葬礼在莫斯科举行期间，我国举国上下也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们统一走上街头，肃立致哀五分钟。时年六岁的吕敬人站在自家阳台上，透过低垂着头的人群，他看到马路对面的弄堂口有一个人，随着刺耳的警报声跳起了舞。

“太有意思了。”六十四年后，回忆起当时的画面，吕敬人说。

他也弄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场景成为了自己童年生活印象最深的画面，甚至成为了某种艺术的感召。但正是这个跳舞的人，让吕敬人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地追问自己：人与人、观念与观念之间，究竟能不能实现绝对的统一。

至少在吕敬人人生的前30年中，整齐划一是某种必须。1947年，吕敬人出生在上海一户书香世家，是家里的幺子。尽管做丝绸生意的父亲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让出了自己的资产，但“出身不好”的标签一直伴随着吕敬人的成长，困扰着他幼小的心灵。

“我受到的教育是一种恨的教育。”谈及那段动荡的时代，吕敬人表示。他不断被教导要恨国民党，恨旧社会，恨阶级敌人，恨一切反动派，却从来没有人教他如何去爱，“因为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不能谈的。”

在漩涡般的时代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但吕敬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因为哪怕是在严酷的环境下，家门之内仍保有了一份安宁。政治的风暴被遮挡在外，兄弟五人在双亲羽翼的庇护下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关爱，更为洋溢在家庭内的艺术氛围所陶冶。

得益于父亲对戏剧、绘画、书法、摄影、体育、旅行的偏爱，吕敬人的童年充满了乐趣，而最令他感到幸福的，是每年初夏父亲把藏画拿出来晾晒的那个日子。数百轴书画铺满晒台，卷轴打开，大师的水墨丹青喷薄而出，一旁的父亲如数家珍：这是文徵明、这是郑板桥……吕敬人只是痴痴地看，仿佛有某种涓流正在渗入内心。

另一件影响少年吕敬人的事是父亲的丝绸生意。在父亲的印染厂里，图案都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为此父亲保留了很多异国的画稿，对此耳濡目染的吕敬人虽然对作品的工艺一知半解，但那种可以触到的质感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外艺术的交叉影响让吕敬人自小爱上了画画。顽皮的他把墙壁当成画布，在家中随意涂鸦。吕父的管教以严厉著称，但据吕敬人回忆，唯独在画画这档子事上，他既没挨过骂也没挨过打。

美好的花季在吕敬人18岁那年戛然而止，十年“文革”成为了他的梦魇。高三毕业，本欲进修美术却无大学可上，渴望“进步”的吕敬人选择了出走，来到千里之外的嫩江江畔，从大上海到北大荒，在通往驻地的卡车上，北方辽阔的天地惊艳了他的双眼，但屯垦戍边条件的残酷也很快击碎了他的幻想。出身不好的他不能碰枪，只能给兵团画宣传画。生活再度陷入低谷之际，农场来了个“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贺友直，吕敬人有幸开始了与这位连环画艺术大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创作的日子。

在贺友直的身边，吕敬人不断观察着大师的工作。他的取材、他的思路、他的笔触，对于吕敬人而言仿佛刻在视网膜上般深刻。而在绘画之外，贺友直干练风趣、自成一家的文本也给吕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知道图片和文字能够如此珠联璧合。”

1978年，30岁的吕敬人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聘用通知。“文革”结束后，在农场口的铁路旁，吕敬人目睹了一批批人离去，最后终于轮到自己乘上通往北京的火车。由此正式踏进出版行业的吕敬人觉得人生正在归零，而他不会想到的是，那些似乎在北大荒的严寒中被封冻的东西，会在十年之后的他乡被重新唤起。

东渡

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位，不拟洋则焕发时代精神—— “书艺问道”展览入口上的这两行字，精妙地点出了吕敬人书籍设计的文化内核。而在他从业之初的1978年，无论是古还是洋，对书籍的影响均已荡然无存。

来到出版社，吕敬人的工作是画插图。使用的还都是镊子、毛笔这样最简单的工具，所有的环节都要依靠人工。在简陋的条件下，吕敬人思考的是能不能在图书中实现更丰富的表现手法。

“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书籍设计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吕敬人告诉记者。在他看来，鲁迅那一代人把外国的新理念带回国内，令民国的设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貌，“而随后的大半个世纪，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被世界主流抛下很远。”

在当时，中国设计界流行的是来自苏联的构成主义与装饰主义，图书装帧等于画封面，编辑、设计、出版、印制各管一摊，书籍的阅读审美无法构成一个整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吕敬人在资料室翻阅了许多外国的出版物，这些书籍在内容和形式上展示出的活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是缺失的一代人。”吕敬人说，“在当时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先进文化，我们都将其视为糟粕来进行批判。”在窗户打开的时候，他迫切地希望可以看看外面的样子，终于在1989年，一次到日本讲谈社研修的机会，把他带进了杉浦康平的设计世界。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业至今，日本设计师杉浦康平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作品，其中尤以书籍设计作品自成一派，影响深远，在亚洲乃至世界都颇具声望。第一次走出国门就遇上此等大家，对吕敬人带来的震撼无疑是颠覆性的。

在杉浦康平的设计理念中，书籍设计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在他手中，每本书的设计都是设计者与作者、编辑、插画家、印制者在切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设计者以理性的逻辑思维和感性的创造力将书籍的所有参与者整合起来，“其工作量之大、介入程度之深远远超过我们过去装帧的范畴。”

在此之前，吕敬人从未体验过这样繁琐的做书经历。“书籍设计师的专业性令我惊讶且着迷，引发我竭尽全力关注并参与其中，也使我得以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吕敬人表示。

与杉浦康平的相遇，让吕敬人他的设计思路发生了90度的转变。而杉浦康平给吕敬人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正是在他东京的工作室中，吕敬人找回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

“杉浦康平先生的工作，当时的我是充满羡慕的。羡慕之外也流露出些微对自己文化的不屑。先生立刻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情感，他要纠正我的这种想法。” 吕敬人告诉记者。

杉浦康平耽于东方文明的气韵，对中国文化更是有着近乎崇拜的兴趣。面对眼前这位对自己本土文化毫无兴趣的留学生，杉浦康平的教导如同棒喝。在杉浦康平的要求下，吕敬人查阅并翻译了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学、绘画、建筑有关的材料，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发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许多儿时的记忆，可能已经被北大荒磨得七零八碎了，那一刻却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而且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吕敬人说。

在吕敬人看来，杉浦康平的设计是喧闹和膨胀的，“这与当时我们推崇的西方式的抽象简约截然不同。”在杉浦康平门下，吕敬人不仅唤醒了心中的文化之根，也看到了在日渐西化的设计语境中存续东方气韵的方法：“西方设计强调简约，但我们不能为了简约而简约。设计是要有生命的，一本书的生命是由多元丰富的历史地域文化积淀构成的，它的背后是充实。所以我在设计中往往都是先做加法，去调查、收集素材，然后再来做减法。没有丰富，何来简约？”

证道

1996年，吕敬人在北京四处寻找着适合的场馆，他想办一场展览，一场不谈“装帧”的书籍设计展。

在中国现代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装帧”一词已成为书籍设计事业的代名词。然而让吕敬人感到忧心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装帧”的掩护下，出版商赋予了书衣利益最大化的设计定位，不断弱化内文内在编辑设计力量的投入。在吕敬人看来，“装帧”一词所代表的滞后概念正在成为中国书籍艺术跨入新时代的意识阻碍，也在成为制约设计师想象力的罩门，如果这个瓶颈冲不破，拥有悠久源流的中国书籍永难重回世界顶尖水准。

正如日本著名设计评论家臼田捷治所言，“装帧与书籍设计是折射时代阅读文化的一面镜子。”澎湃发展的新时代呼吁着阅读的变革，在杉浦康平门下便已深谙二者区别的吕敬人挑起了改变整个行业的重担。

吕敬人希望可以改变出版社美编只画封面的现状，让设计师可以深入到文本的传播中去，这一想法也获得了时任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同样拥有国外学习背景的宁成春和前卫而优秀的设计师吴勇、朱虹的认可。回国8年后，吕敬人觉得到了要把自己的观点讲给行业听的时候了。集上述四人之力开办的“书籍设计四人展”在三联书店内的一间空房举办，成为了中国书籍设计的分水岭。

如果说吕敬人在杉浦康平设计观的基础上有何生发的话，对编辑设计的强调肯定是其中突出的一环，编辑工作曾是设计师不敢触及的雷池，而如今吕敬人希望设计师能和出版人合作，共同参与到文本内容的编辑中来，由内而外地完成文本信息的设计。为了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这一理念，吕敬人与宁成春、吴勇、朱虹一道自导自演了一本《书籍设计四人说》。“在这本书中，我们用了30多种纸，把我们的观点用对谈的形式记录下来。”吕敬人说。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本实验性质的小书的设计仍有很多缺陷，但在当时此书的面世无异于一声惊雷——在出版的舞台上，永远身在幕后的设计师首次走到前台，让许多人为之激动不已，后来成为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韩湛宁就是其中之一。

“拿到书的当晚，我捧着《四人说》久久不能入眠。看着这个当时已经负有盛誉的设计师留着胡子的照片，我隐约地觉得，他和他的作品一定有着我向往的那种中国文化脉搏的跳动，以及改变这个跳动的力量。”韩湛宁回忆道。后来韩湛宁拜入吕敬人门下，成为他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关门弟子。

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书籍设计”的横空出世在为韩湛宁们激赏的同时，也引来了众多的非议。从1996年起，匿名信如同雪花一般飞向出版社、学校、版协、文联甚至中宣部，罗列出吕敬人“媚外羡日”“数典忘祖”等几条大罪。反对的声音没有吓住吕敬人，反而坚定了他的决心，“国外的出版物在叙述故事的结构上、纸张的质地上不断提升，如果我们还留在过去，停留在封皮上，不讲究工艺，也不讲究整体，只能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为了让中国书籍摆脱“步步跟不上”的困境，他坚持在任评委的全国书籍设计大赛、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中以装帧、编排设计、编辑设计三位一体的整体设计为评选标准，鼓励设计者打破“人靠衣装马靠鞍”的思维定式，以高水准的作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迎接数码时代新载体的挑战。

令吕敬人感到欣慰的是，自他参与以来，2004年至2017年的“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中，已有17部获得“世界最美的书”称号。2014年他在代表中国担任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委的过程中，也亲眼目睹了中国书籍设计与国际先进水平距离的缩短。“看到我国设计师的作品受到国际评委的赞誉，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和幸福。”吕敬人说。

敬人

在吕敬人眼中，他从业的40年应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的关键词是从装帧到设计，后20年的关键词是实践与传播。作为转折点的年份是1998年，那一年吕敬人选择离开供职二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了敬人书籍设计工作室，这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书籍设计工作室之一。这一年他51岁。

“从体制里走出了不为别的，只是感到能量无法充分的发挥。”吕敬人告诉记者。要想主动驾驭书籍，就要把每一分每一秒可以利用的时间全部投入其中，“下海”后的吕敬人正是这么做的，也因此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期。《朱熹磅数千字文》《中国记忆》《怀袖雅物》等足以载入书籍设计史的经典作品也均是出自这一时期。然而吕敬人仍不满足，他希望能够用更直接的方式影响更多的人。

吕敬人知道，杉浦康平已在神户工科大学授课多年，而此刻他也有意再度追赶老师的影子，“传道授业，是一个设计师在得到一定经验之后的一个总结，是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必经之路。”吕敬人说。同时他也迫切地感觉到“中国书籍的进步要靠下一代，而不能只靠我们这几个人摇旗呐喊。”因此自1998年起，书籍设计之道的传播与教育也渐渐成为了吕敬人关注的焦点。

2002年，吕敬人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之邀，开启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授课之路。纵使在2012年退休之后，他感到自己的教育生涯仍未结束。“在学校里，我只能接触到学生，但在我看来，更需要了解书籍设计相关知识的社会上的从业者。”吕敬人说。为此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会教育中来，成立了书籍设计体验馆敬人纸语，创办了敬人书籍设计研修班。二十年来，在他门下修习过的学生和业者有数百人之多，这些人中有很多选择了书籍设计作为从业的方向，并成为了推广书籍设计理念的同道中人。坊间把吕敬人遍及全国的门徒弟子称为“吕家帮”，后者已经成为当下书籍设计领域的中流砥柱。在历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中，这个团体总能囊括奖项的半壁江山。

谈及恩师，“吕家帮”的成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曾以《诗经》摘得2010年“世界最美的书”的刘晓翔一度被看作是众弟子中风格最似乃师的，而据他回忆，如果不是吕敬人的启发，他可能在二十年前就离开出版行业了。韩湛宁则表示，吕敬人虽然生性温和，该批评时绝不会留丝毫情面，是唯一能让他有汗流浃背之感的人。

对于80后乃至更年轻世代的设计师而言，吕敬人的意义不仅在于理念，更在于一种表率作用。“在声望达到巅峰之际，艺术家很容易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唯独吕敬人老师绝对不会这样。这是我最尊敬他的地方。”第二期敬人书籍设计研修班学员，红点设计大奖获得者孙晓曦告诉《出版人》，“技术在进步，需求在变化，而吕老师的观念和作品永远不会给人以落伍之感。设计师就应该像他那样，永远保持活力。”

或许正如吕敬人本人在展览的自序中写道的，虽然他已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还觉得年轻，一直有想爬上山峰的欲望。”书艺问道，于他是一条看不到头的路，也是永远的幸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