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钟叔河:念楼望海犹滔天

他用人生五十年的波折确定了做出版的信念,又用四十年的时间,努力将这信念熔铸为出版的丰碑,至今仍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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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先生,生于1931年,按中国传统,今年即是九十华诞。但先生说,我不做生日,因为我家里从来就有“躲生日”的传统。

“祖母生父亲的时候难产,父亲的生日就是他的‘母难日’,所以他每逢生日便要躲。他是教书先生,很多学生知道他的生日,每逢这天他就外出。七岁那一年,正好是抗战开始,我该进小学了,父亲第一次带着我外出‘躲生日’,我们逛到老长沙中山西路那一带,他指着后来叫做中原公司的那片地方对我说,这就是我以前读书的地方,叫做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这是酝酿过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惊心动魄大变革的学校。因此,钟先生说他父亲是梁启超的“不知名的弟子”,和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知名弟子是同窗。这件事不但让钟叔河学会了“躲生日”,而且也学会了要认真做事,读书。

先生说,人老了会越来越懒,很多事情能不做就尽量不做。念楼的客厅里有一张台球桌,上面蒙的布盖落了灰,自从老伴仙去,台球也懒得打了。生活中能简化的尽量简化,字也很少写,“我的字最差,我说的是真话!”

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那就是书,他还在读,边读边想编辑的事情,“上次丁双平(中南传媒总经理)带着陈垦(上海浦睿文化总经理)来时送给我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真是好书,写的是康有为描述为‘新月之地’‘五海之间’的那个地方,可惜就是太厚了,捧起来很费劲,既然卖得这么好,其实可以分成上下册,甚至上中下三册。后浪公司出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也是好书,就是地图没有画好,那么重要的地图,应该重新画才对!”

他也在编书,编他自己的《钟叔河集》,也许会把题记部分也收录进来,很多题记都是直接写给别人的,收回来是很繁琐的工作。

他还想写,“如果还能活两三年”,他说到:“就想开始写我的故事。这一次,终于可以写写自己了!”

“我现在是自由编辑!自由作者!”只要谈到做书,他就会滔滔不绝,没有任何其他话题能打断他,最后他甚至和在座的晚辈开起了“选题会”,脑力风暴一阵接一阵,竟然提出了不少金点子。

他本来是斜坐在椅子上,后来越坐越直,眼神里爆发出热情的光芒,如老水手见到了大海。

最后,他干脆站了起来,步履稳健如常。

拉开窗帘,让阳光倾泻进“念楼”。

好编辑从不抱怨

“我听不得现在的编辑诉苦。我不是讲奉承话,我真是觉得,和几十年前相比,和六十年代比还是在越来越好,时代还是在进步,工作条件还是在越来越好,空间还是越来越宽。”

钟叔河先生的编辑生涯,是从报社开始的,他讲了一件往事:1956年,他又看见沈从文的文章了,心里非常激动,就要求去北京找沈从文约稿,报社领导就是不批准。这件事他现在想起来都气愤,“哪怕我是作为老乡的身份,去找他聊一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后来先生被打成“反革命”,编辑做不成了,读书的修行却还在继续:“读书嘛,农民可以读,工人可以读,‘右派’可以读,劳改犯也可以读。只是劳改犯的读书条件差一些,只能读到一些通俗的书……”

先生说,读书也要有读书的方式,有时得掩卷长吟,有时要掩卷沉思。如果都在手机上看,“手上无卷,又怎么能沉思呢?”

1979年,先生平反以后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成了文教编辑室下属文史编辑小组的一员。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世界丛书》。“出《走向世界丛书》,就是要推动中国快一点走向世界。”他说。遇到的困难,不只是木刻本石印本要手工抄书,广东白话猜洋文要费力今译,内容要做提要做索引,上万字一篇的导言要写出质量……,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个月出一种,一年要一次出十种十二种,工作强度可想而知。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自己总归有办法。有的事情就只能徒呼奈何了。分管社长说一年只能给他四个书号,“那我等嘛,等个三四年,等书号够了,也可以一次出个够嘛。所以我听不得现在的编辑抱怨什么,你说你选题好领导通不过,那就拿到别的出版社去出啊。如果你想让选题很有把握,那就必须练出自己的真本事来。你说领导不给你自由发挥的的天地,其实自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办出版社,也是如此!”

从《念楼学短》说起

谈及图书策划和编辑,钟叔河先生说在出版社工作上班九年,他只做了三件事: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将《曾国藩全集》纳入国家出版规划,推出周作人的作品。这三件事,无一不是中国出版史上开创性的大事件。关于其中的价值和背后的故事,各类文章不可胜数,无需复述。倒是近年来的畅销书《念楼学短》,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且看先生是如何从公版古籍中提炼和升华价值。

传统的公版古籍,最通行的做法是古文今译,钟叔河感觉这种做法看似合理,其实局限性很大,并没有完整呈现古籍的价值。大多数古文今译,要么是学者的著作,讲究微言大义。要么是语文老师的讲义,那就和过去的“白话古文观止”没啥不同了。“所以我的《念楼学短》就不做今译,只写我的‘念楼读’。我不说我的读法就是准确的读法,但我教我的外孙女读,就是这么读的。我是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那都是多好的文学作品啊。她们能学会我这样读,就已经很不错了。里面的‘念楼曰’就是我的读后感,我可以在里面卖点我的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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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兴致盎然。他拿《庄子》来举例,“读《庄子》我可不是做学术,我不去谈什么哲学思想,谈起哲学我就脑壳痛。我就是按文学的读法来读,庄子写得多好啊,‘运斤成风’,大斧抡得呼呼地响,一斧子砍下去,将鼻头上涂的粉削得干干净净,站着的人却纹丝不动。这得对抡斧头的人有多大的信任和信心啊。这就是知己,知己难得啊!”

在题书、拍照的时间,先生突然又有了好主意,迫不及待探讨起来。他说《聊斋志异》和《世说新语》也是好东西,按他的思路来“读”和“曰”,必有所成。“做好《聊斋志异》,是可以取得世界性成就的,但首先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是选的篇目要适当,我来选我就不会选《考城隍》、《画皮》这些篇目,只选纯情也不回避情色,选二三十篇就可以了。什么是纯情呢?《聂小倩》算不上纯情,这个故事里面有复仇情节。我最喜欢的是《黄英》,《黄英》写得最干净,也最美,还有《香玉》。中国古代女子没有社交自由,‘言情小说’中女主角只能是霍小玉、杜十娘,只能是妓女。整天整年在大观园般的华府里面做白日梦的蒲松龄,他不想写妓女,便写狐狸精、花精、木精。这些其实是他幻想中的小姐丫鬟少奶奶,《聊斋》写情色很露很大胆,不过用的是闻言,挂上一层纱幕。但我们今译的《聊斋志异》却还不离‘白话古文观止’的水平,并没能将黄英、香玉、婴宁写活。”

钟叔河先生做出版的最早灵感,萌发自抗战胜利以后的读书时光。那时候他不管多厚的小说都只读一天,一天消化完毕,几乎把学校图书馆里的小说全部读完了。那时候大量西方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这些译本有的是从英语、日语转译。杨宪益、杨绛告诉他,《伊利亚特》、《堂吉诃德》原本,不是如今这个样子的。“五四”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把四大名著进行分段、标点当时都要挨骂;到了后来,大家不但不骂,而且都为分段标点这些新手段纷纷叫好了。谈起这些,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编辑的分段,标注等劳动都应该是知识产权,应该好好地保护起来。

“编辑要有自己的编辑作品,千万不要把你的发稿当责编的书当作编辑作品。”关于编辑技巧,他最后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要有匹配的文化车轮

对于出版的精神追求,也许《走向世界丛书》的精神追求就可以作为类比:那里面既有薛福成审视世界的理性,也有郭嵩焘洞察世界的深邃,还有梁启超超越世界的浪漫,那便是出版精神的卓越之处。

钟叔河先生说郭嵩焘是翰林,是旧体制里培养出来的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一百多年前,他能第一个站出来说旧文化不如西洋文化,第一个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首倡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旧体制应该做彻底而系统化的改革。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需要惊人的信心和勇气的。

郭嵩焘是对的,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永远不会逆转,包括出版。

做出版,首先得是把读书当成最高生活的人,“我经常说,一个人要做出版,第一就要想着怎么样才能多出自己爱读想读的书,不要想升官发财。读书读得好,能做出版的人脑子都不蠢,想赚钱能赚到钱的。我们因为热爱书,才来选择出版这个职业,爱就是理想,你热爱的,读者也会热爱”。

其次他得把出版当成最高理想。既然社会环境和文化整体上永远都在进步,那么出版的追求就没有理由去倒退,“富民政策会让物质生活极度丰富,富足就会有更多的文化要求。文化需求中大部分人看的是通俗文化,他们看的是消遣,要的是快感刺激。但总有一部分人不会停留在文化的温饱层次上,他会有更多的思索。我坚信这点,物质财富在飞速进步,总有和它匹配的文化车轮。所以说物质进步是前提,没有饭吃的人是不会看书的,看书就让一部分先进的人有了思想要求,他们必然追求广阔的精神世界。当然,人和人区别很大,就像赫胥黎说的那样,人和人的区别,比人和猿猴的区别都大。当年我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右派’和‘右派’的区别有时候也比人和猿的区别大,有的人其实是很浅薄很庸俗的,他不会因为读了个大学,就是个有理想的知识份子。我讲的知识分子是要有担当,有参与,有追求,有情怀的那类,他们是追求社会进步的人,追求文明和正义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才能叫做知识分子”。

这便是九旬先生内心追求的澄明,他也坚信这澄明的追求,应该引领一代出版人去超越另外一代出版人,“我从来就不同意老的编辑行,年轻的就不行这个说法,按武侠小说的套路,本事通天的大侠,遇到百岁高龄的祖师爷,也马上缴械投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你们这一代编辑一定要胜过我们这一代编辑。”

“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一个新人都会胜过每一个老人。比如我们这里坐着四个人,庄子在我们之前几千年,我们有谁能胜过庄子吗?我快走到终点了,你们还有好几十年,再给你们几十年,能写出《庄子》吗?”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肯定要胜过庄子那个时代的,庄子的那个时代会有几个庄子?庄子在当时是绝对孤独的,在现在有时也还是孤独的。”

大多数出版人会追求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手段,这样他们会无愧于这份职业带来的责任。

只有少部分出版人会从经验和手段中,提炼出自己的出版理念,用这理念做成衡量万物的尺度,并长效地输出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仅有极少数出版人能将这理念,涅槃为一种求索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出版人薪火相传的真正财富,它也将汇聚为民族复兴与富强之路上的精神财富。

这便是九旬钟叔河先生抵达的境界。■

         (感谢许久文和王平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出版人》杂志2020.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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