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亲历:我在英国看出版

现在,国际出版人都寄希望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的中国市场,更加注重寻找长期合作伙伴,共同运作周期长的大型 IP 项目。这对中国出版人来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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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爽

9月初,刚刚开放的伦敦办公室又关闭了,英国多家大型出版集团更宣布可能将永久在家办公。受疫情影响,海外普遍认为要到2021年下半年国际市场才能逐步恢复。现在,国际出版人都寄希望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的中国市场,更加注重寻找长期合作伙伴,共同运作周期长的大型 IP 项目。这对中国出版人来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

入行纯属意外

说起出版似乎是命中缘分,我的外公董秋斯在上世纪40年代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并称赞作家“在‘人类爱’这个最艰难的艺术问题上有了奇妙的成就”。小的时候懵懵懂懂,觉得出版是讲述与文化有关的故事,但是却没有想过要从事这个行业。

在英国大学毕业之后,我曾到纽约艺术机构工作生活一年,之后回到英国加入伦敦市长办公室,正逢伦敦市长在准备首次访华,推动中英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交流的热爱与渴求让我又再次回到亚洲,2010年我刚结束在香港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工作回到伦敦,博览会董事会的资深成员,也是英国BBC文化节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菲利普多德先生为我介绍伦敦书展主席,提到他们正在筹备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的项目,从此我开始参与伦敦书展“中国市场焦点”长达两年的筹划工作,并于2013年起担任书展的亚太顾问,和出版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年前还不看好中国市场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出版产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幸参与此间国际合作的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2012年中国成为伦敦书展主宾国,首次让国际出版机构意识到其巨大的市场价值,但是由于与国际出版体制的不同,我在伦敦看到很多西方出版高层对中国还是保持谨慎的观望状态。2013年英国出版媒体BookBrunch邀请我撰写一篇中国出版观察记《因小而美:新一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诞生》(Small is Beautiful: A New Generation of Private Publishers )。在文章中我提到中国出版市场体制的多元化,尤其是传统出版集团整合重组与民营出版机构的兴起,让很多英国出版人开始从不同角度来思考与中国市场的合作方式。

2013年11月伦敦书展的主办方英国励展博览集团首次在中国举办CCBF上海国际童书展,我记得第一年(书展)刚开办时,展览负责人在开展之前非常紧张,在国际书展从春到秋密集的时间档期内插入一个新的时间点,吸引出版人来参加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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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伦敦书展,中国作家小白和黄昱宁受邀参加活动

2014年我负责首次邀请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出版专业媒体访华,参加上海国际童书展,英国书商杂志负责童书新闻的Charlotte Erye和法国书商杂志的国际新闻主编Claude Combet在国际书展圈跑了20多年,但都是第一次到亚洲,她们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这座充满朝气、迷人的国际大都市所吸引,在展会中参加中外发布活动,了解市场的最新动向,她们惊讶地发现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国内市场对国际童书内容的渴求,从而见证了未来几年中国童书市场的迅猛发展。

201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成立BIBF童书展,我们为其策划国际发布时就已经发现,中国活跃的市场已经让很多英国出版人一年来访两至三次,8月来北京引荐新的项目,11月再访上海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约项目。2019年英国的版贸出口创历史新高,英国出版协会的年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英国版权输出和原版书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在过去5年内版权输出收入连翻了三倍,文学、非虚构和童书是英国出版业在中国市场重要的增长领域。

2015年英国童书品牌NosyCrow的出版人Kate Wilson第一次到访中国,当时我俩还开玩笑说她女儿在伦敦中学学习中文,帮她录制新版《小红帽》的中文音频样片交作业,谁能想到她们当时刚推出的《小熊好忙Busy Bear》系列被中信童书购买版权后,四年之后荣登国内当当榜单双十一销售前三位!今年十月我们再通话,她除了感慨疫情之下无法再像以前一样频繁出差之外,更是感激中国疫情防控好,让国内市场迅速恢复。“China helps us survive 2020!(中国让我们可以支撑过2020年 )”她说道。NosyCrow 90%的图书都在中国印刷,现在全球最畅销的系列《小熊好忙》也得益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可见一斑。

中国元素如何打动海外读者

经常有好友问我,国内畅销书在国际销量怎么样?其实作为长期在英国生活的出版人,而且一位有孩子的妈妈,我反而觉得,真正触动英国主流中产阶级的中国内容往往来自孩子上学接触到的“学中文热”,通过语言学习,带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和中国风靡英语学习一样,有志向的英国父母也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QS世界大学排行榜教育类排名第一的英国伦敦大学(UCL)教育学院(IOE)从2007年开始就在全英推广学校教授中文,那时英国仅有约7〜8%的公立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到2018年约有20%的公立校和50%以上的私立学校将中文纳入必修和选修课程,这个数字看似不高,但是对于课程自己设置,甚至教材都是学校自己制定的英国私立学校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

负责欧美重要公共图书馆的智能服务系统Bibliotheca 的云图书馆副总裁Heather McComack这几年也跟我提到,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等精英图书馆的选书人员已经明确提出,希望收录更多中国优秀的当代畅销小说。

虽然有这样的消费市场需求,但是西方保守的出版体系又让中国版权输出之路,充满荆棘。今年9月我为BIBF学习院录制了一期视频,主题就是“中国元素如何打动海外出版人”,与英美的三位专家讨论版权输出,中国编辑需要了解的国际主流规则与禁忌。英国阿歇特童书集团的前国际版权总监Andy Sharp就坦言,欧美主流出版公司从商讨到决定购买的公司机制,是一套与中国出版业完全不同的模式。比如,在中国版权经理实际上会协助编辑做购买决策,而在西方版权经理无权做出任何建议,真正有话语权的往往只有高层出版人,所以了解国际出版集团的出版选题决策过程至关重要。

而另一方面,文化隔阂并不会阻碍故事的传播。相反,因为会讲故事,文化隔阂才有被打破的机会。这当中沟通桥梁的作用不可或缺。需要用接地气的翻译,甚至是改编重新创作的方式,来帮助作品更好地与国际出版人沟通,吸引国际观众的关注。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的英文版取得西方主流的认可,也得益于他有位志同道合、同为科幻小说家的美籍华裔翻译家刘宇昆。今年9月,流媒体巨头奈飞Netflix更宣布将这部国际畅销系列三部曲改编为英文的原创电视剧,由《权利的游戏》和《星球大战》的编剧与监制团队参与,邀请原著作者刘慈欣与英文译者刘宇昆担任该剧的制作顾问。正如《三体》中大史所说的那样:“干我们这行的,其实就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串联起来,串对了,真相就出来了。”

真正国际化的团队最重要

近几年来,更多西方主流文化机构意识到,出版内容的贸易不再是单纯的输出或者引进,需要更多的合作开发。我们在几年前曾为BBC Studios的高层团队做培训,她们在纪录片领域不断加深与国内的合作,与腾讯成功联手打造《地球脉动2》和《蓝色星球2》之后,又于2018年与央视和腾讯联合制作,推出新的科普类纪录片《王朝Dynasties》,这是从授权与推广发行的平台式合作,延伸为联合投资出品与制作的内容合作。

西方各大出版机构这几年也经历了众多并购重组,形成了两极分化:大型跨国出版集团充分优化旗下的子品牌和商业拓展资源,不断收购更多出版品牌,而独立小型出版社坚持自己稀缺市场定位,有忠实粉丝。很多大型的出版集团,比如英国阿歇特童书集团在几年前就开始调整内部结构,除了与版代合作之外,针对中国等重点国际市场,制定了全新的业务发展策略。2019年阿歇特童书集团的国际业务发展总监与高级教育出版总监,第一次共同访问北京国际书展,从商业合作与内容策划两方面,与中国出版人探索合作机会。

然而,由于合作开发周期较长,商业合作方式不能仅仅立足于现有的授权模式,更需要创新。双方策划高层是否有真正的共识,在执行层面,是否有一个能打破文化隔阂的国际团队促成项目的运行,至关重要。像BBC与腾讯这些纪录片合作项目的推动,也得益于当时BBC Studios首席营销官Jaclyn Lee-Joe本人的国际背景,她是澳大利亚的华裔,曾在澳洲和英国伦敦工作,去年她又被流媒体奈飞Netflix聘为全球首席营销官,举家迁往美国洛杉矶。

西方出版社现在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趋势和需要,考虑合作开发既适合国内市场,又有国际延展性的大型定制项目,而不仅是简单的版权销售。我也注意到国内有见识的出版人,比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徐海先生,也提出国际组稿的概念。即对优秀的选题,在国际范围内组织一流作者的作品在中国首版,或用中文和多种语言在全球同步出版,在国际上更有效地传播。

如果说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把西方近一百年的经典作品都迅速地引进到国内,不论是编辑团队的国际眼光,还是读者的品味都迅速得到提升。那么,未来十年,更需要开发适合当代话题的内容,兼具中国元素与国际视野。这个杠杆不管由谁来先撬动,都具有共赢性。

后疫情时代的新机遇

虽然在疫情阴云的笼罩之下,英国人低调、幽默而又坚韧不拔的性格却无处不在,很多出版人都表示出版这个行业适合居家工作,大家把心态放平,先来喝杯英式红茶,把电脑视频打开,再不动声色地继续前行。

由于不能出差亲身感受当地市场情况和新趋势,疫情让我们的生活状态更加封闭,更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多沟通,了解信息。阿歇特童书的高级出版人就跟我提到,这次BIBF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改到线上,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与很多中国出版人深度交流,看到大家在熟悉的工作环境中更放松,探讨延展性选题类的话题,比面对面仓促交谈更高效,唯一遗憾的是不能一起吃烤鸭!

现在,很多英国出版社都寄希望疫情已经基本受到控制的中国市场,期待通过中国市场的国际合作打开新一年的新局面。这对中国出版人来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

多年的中西交流体验让我意识到,国际合作需要有国际文化的理解背景为前提,西方受疫情影响,欧美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然而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不论是西方大型出版机构还是小众独立出版人,都更愿意为中国市场合作开发,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如果趁这个机遇建立起联系,必将奠定今后长久的合作契机。

当然,有信心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了解西方大型出版机构从选题到最后做决策,都是一个缓慢慎重的过程。小米视频儿童内容全球首推项目国际制作人,资深媒体人Jan Ziff在BIBF学院的视频讲座上就提到,很多中国合作伙伴常跟她说,与国内相比,跟西方沟通感觉没有效率。由于西方文化更依赖组织架构,更专注于产品,决策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而是需要整个董事会通过,或者专业部门的负责人。当对方说需要一段时间思考,要耐心等待,不要气馁。这并不是有意回避,只是工作方式流程如此而已。从长远来看,更不要怕被拒绝。因为每次Yes的背后,都有无数的No。

2020年疫情常态化是国际交流的巨大挑战,中国市场的迅速恢复却为我们出版人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就像英国二战期间标志性的口号一样,我们需要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坚持不懈)。■

(本文作者为资深策划人、英国伦敦Singing Grass星格文化 CEO)

本文发表于《出版人》杂志2020.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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