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 娆
历数过去的艺术家传记，我们会发现，男性在叙述者的笔下占据了中心位置，女性则几乎隐而不见。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史中被遮蔽的“半边天”，撰写独属于女性的“Her story”。
方曦闽最新面世的《魂在笔端：15—19世纪欧洲女性艺术家画传》（以下简称《魂在笔端》）就是这样一部“反传统”的佳作。作者系统地介绍了欧洲10个国家共52位女性艺术家，并聚焦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非凡的艺术个性，让艺术史中被边缘化的“缪斯”回归大众的视野。
当女艺术家遭遇性别政治
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比喻：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富有才华的妹妹朱迪丝，她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进入剧场展现才能，最终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被世人遗忘。朱迪丝的困境反映的正是千百年来所有女性艺术家的遭遇，在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之前，她们首先是一位与父权社会抗争的妇女。
从这个角度来说，《魂在笔端》不仅是一部艺术家传记，更是一部女性百折不挠的奋斗史。该书在梳理书信、日记、回忆录、传记、展览目录等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还原了15—19世纪欧洲女性艺术家的生存与抗争，由此勾勒出一个个才华横溢又独立不屈的女性灵魂。书中的女艺术家们面临着父权社会的多重挑战，但是她们从未屈服，而是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手中的画笔进行抗争。
有女艺术家不甘成为“家庭天使”，将宝贵的精力蹉跎于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比如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拉维尼娅·丰塔纳是这样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她与丈夫保罗签下一份惊世骇俗的“入赘”婚约，婚约要求男方成为“贤内助”，入住女方的家庭，料理家庭事务，助力女方事业的发展。这段“男主内女主外”的婚姻成就了拉维尼娅，使她有更多精力投入绘画中，最终在多种题材上均有所建树。
女艺术家们还优雅地回击了同行的诽谤。法国的阿德莱德·拉比耶-吉亚尔不到35岁就当选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院士，她的成功遭到人们的议论和质疑。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阿德莱德创作了一幅《有两位学生的自画像》，以画中人坚定而自信的姿态驳斥了种种谣言。这幅画是阿德莱德的个人宣言，也是她向怀有性别偏见的社会下的一封战书，跨越两百多年时光，读者依然能从画中感受到她的尊严。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对故事性的把握。全书摒弃了词典式的罗列写法，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呈现女艺术家独特的精神风貌。例如阿尔泰米西娅的故事使用了倒叙手法，开篇赫然是1612年罗马教廷刑事法庭审理案件的现场，不到19岁的阿尔泰米西娅正在承受酷刑，极力为自己辩驳。随着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读者还能读到主人公与家人浓厚的血亲之情，她们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以及她们或孤傲或温柔或张扬的个性。这些叙述让人深刻地认识到，她们不是艺术史中浮光掠影的名字，不是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而是拥有喜怒哀乐、活生生的女性。
以女性视角观照欧洲艺术
“观看”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正如该书所展示的，当女艺术家成为“凝视”的主人公，她们没有滥用这种权力，而是为欧洲艺术注入了独特的女性视角，这种视线不是色情、暴力的，而是充满同情心、包容心的。
女艺术家以女性视角重新诠释经典。许多为人所熟知的绘画题材都出自男性大师的手笔，比如提及圣母子题材，拉斐尔笔下充满温情的圣母子画像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前人的成就难以企及，但是许多女画家依然勇敢地挑战了这些传统题材。例如意大利画家普劳蒂拉在创作《圣徒哀歌》时，特意刻画了哀悼者哭红的眼眶和流淌的泪水，使画面氛围更为悲切。无独有偶，另一位意大利画家芭芭拉绘制了一系列圣母子题材。与拉斐尔、达·芬奇与科雷乔等人不同，芭芭拉着力突出了场景的简约感和圣母子之间的温馨互动。在这两个例子中，女画家对人物情感的表达比男画家更胜一筹。
她们还将视线投向了社会边缘群体。比如面对冈萨雷斯家族身患多毛症的“怪胎”，一些欧洲画家以科学研究的眼光审视他们，把人画得表情呆滞、毫无生气。拉维尼娅的《安东尼埃塔·冈萨雷斯像》则强调他们是人类，绝非怪物。画中的主人公面露微笑，具有亲和力，她华贵的服饰和手中的纸张内容都彰显了自己的贵族身份。一些由于流亡或者雇佣关系出现在欧洲的黑人，也引起了女艺术家的注意。受1794年法国废除黑人奴隶制的影响，法国玛丽-吉耶曼·贝诺瓦创作于1800年的《玛德琳肖像》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塑造了黑人。黑人女仆玛德琳以独立的肖像主体入画，她面容沉静，平视着前方，肌肤呈深色，如绸缎般细腻，裸露的右臂上肌肉线条明显。这幅画是艺术史上首次将黑人作为古典美的描绘对象，也标志着欧洲艺术从殖民视角过渡到平等视角。除此之外，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儿童等群体都是她们观察的对象。
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西文化交流学养，该书还特别关注了女性艺术家与中国文明之间的互动。女艺术家们对文化风尚十分敏感，在欧洲的“中国热”尚未兴起时，中国元素已经出现在她们的作品中，如比利时的克拉拉、葡萄牙的何塞法、荷兰的玛利亚等人的画作中有中国的青花瓷器。作者还时常将欧洲女艺术家置于中西比较的文化视野之中。如意大利普罗佩齐娅精细的核桃雕塑作品被拿来与王叔远的《核舟》相媲美，法国伊丽莎白·维吉揽镜自照的绘画构思则被指出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不谋而合。该书不仅带领读者徜徉于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风貌之中，更让读者在参照和对比中领略女艺术家的天赋与才华。
创造“她们”自己的艺术史
长期以来，人们将男性置于艺术史的中心，却忽略甚至褫夺了女艺术家的贡献。伍尔夫认为艺术品是“漫长岁月中共同思维的产物，是广大民众思维的产物，是众多人的经验汇聚成的一个独立的声音”，就像简·奥斯汀深受范尼·伯尼的影响，乔治·艾略特也承蒙前辈伊丽莎·卡特的荫庇。然而，广大女性创作者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她们身后缺乏一个连续、完整的女性传统，这使她们在创作时左支右绌，难以找到趁手的“工具”。
《魂在笔端》所做的就是挖掘“女性传统”的工作。首先，全书有意识地将女性从男性艺术史中剥离出来，以名而非姓氏称呼女性艺术家，避免将之与其父其兄混淆。其次，它特意聚焦史料考证难度颇大的15—19世纪，除了知名度高的精英艺术家，次重要的、小众的艺术家也一并纳入传记中，梳理出一个历时较长、相对完整的女性艺术家的历史。纵观这部厚重的历史，那些在女艺术家笔下循环反复出现的题材、形象或主题都可以被视为“女性传统”。比如《旧约次经》中的女性复仇故事“朱迪斯斩首霍洛弗尼斯”，深受两位意大利女画家费德和阿尔泰米西娅的青睐，被她们先后描绘过，尽管两人的创作风格各异，但是其中蕴含的女性意识一脉相承。尽管有些女画家彼此之间并不相识，但是她们处在相同的社会语境之下，或面临着相似的女性困境，她们的创作也因此跨越时空和地理限制，表现出共通的、属于女性的默契。
近年来，学界和艺术界对女性艺术家的研究有所增加，《魂在笔端》是其中尤为亮眼的一部专著。它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国家、特定时期，而是描述了一段前后呼应、波澜壮阔的女性历史，全面呈现了这些艺术缪斯的面貌。同时，全书包含420多幅彩印插画，向读者提供了女艺术家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生动例证。无论是女性主义学者，还是女性创作家，抑或对相关话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能在该书中领略到各自寻觅的风景。■
（本文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