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冰 2023年的种种变化，让这位教育出版人一刻不敢停止思考。
在“未来访谈”系列报道诞生至今的四年时间里，出版行业经历重重考验，图书零售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细分板块的发展轨迹越来越难以预判。长期以来扮演着“压舱石”作用的教育出版也肉眼可见地受到了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变化之快叠加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让尚处于转型摸索阶段的教育出版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作为我国教育出版重镇，教育科学出版社数十年来凝心聚力推动内容创新、业态创新、出版创新，夯实品牌优势的同时，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郑豪杰社长的专访恰好在2023年底，他说，这一年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方兴未艾，出版动能转换、新旧销售生态博弈，凡此种种，都让人一刻不敢停止思考。
如何让传统教育出版资源适配当下内容传播的碎片化特点？如何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赋能教育出版转型？如何提升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开发能力？如何破解投入产出比较低、人才匮乏等难题……正如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郑豪杰所讲：“摆在教育出版面前最重要、最迫切的课题，是怎样建立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内生发展的硬核能力。”那么，面对重重挑战，未来这块“压舱石”能否继续保持足够的定力？
出版仍然担负着知识确权机制的功能和使命
《出版人》：您如何看待当下出版行业的深度转型？出版机构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哪些是需要积极作为求新求变的？哪些是需要坚守并持续夯实的？
郑豪杰：变革是永恒主题。出版行业受政策调整、技术变革的冲击是巨大的。近年来出版行业有五个显著变化：一是主旋律更加高扬，主题出版成为引领出版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内涵，突出表现为对质量和效益的重视；三是产品形态和出版业态不断拓展，出版业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型尤为突出；四是出版营销体系加速升级，新渠道、新模式、新业态正在重构出版物营销格局；五是数智技术赋能出版，融合发展方兴未艾。出版的创新，包括体制机制、经营方式、产品形态、技术介质、盈利模式等都应当适应时代变革和读者需要。
但是，在现代社会，出版仍然担负着知识确权机制的功能和使命，其本质是鉴别、筛选、呈现和传播人类优秀的智慧成果，始终要以高品质的内容服务读者的需求，这一点没有动摇。出版业应当确立一种长期主义的出版价值观，坚持对优质内容创意化生产的专注和投入，持续夯实打造精品力作的核心能力，从而不断获取新的成长空间。
《出版人》：教育行业在近几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出版受此影响颇深，这些影响是不可逆的吗？
郑豪杰：具体到教育出版，这些年教育领域的确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比如，不断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全面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包括对地方课程及教材和评议教辅的管理；比如，实施“双减”政策、加强作业管理；再比如，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这些政策举措，蕴含着增与减、治与疏、扬与抑等一系列辩证法，究其根本，是引导行业回归教育的本质，尊重教育的规律，彰显价值理性。
举一个例子，“双减”要求加强作业管理，避免机械、无效训练，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使作业成为减负与提质增效之间的重要杠杆。这就要求创新作业形态，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的作业，有效发挥作业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能力、培养习惯，帮助教师检测教学效果、精准分析学情、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校完善教学管理、开展科学评价、提高教育质量的育人功能。对教育出版而言，这里面就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
《出版人》：具体而言，在2022年新课标等一系列举措的发布实施过程中，教育出版主要遇到了哪些考验？教育科学出版社为此做出了怎样的应对？有哪些有效的经验可以分享？
郑豪杰：2022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集中反映了这些年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为下一步教材建设明确了方向、目标和任务。新课标发布后，我们重点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力以赴做好教材修订，抓好高质量教材建设。利用这次修订机会，全面提升各科教材质量，把各科教材修订好，今后在科学、艺术、体育等特色领域，持续做强教科版教材出版的特色和品牌；进一步完善教材高质量发展的全流程工作机制，即教材编写、修订、送审、试教、印制、发行、培训、回访、使用监测、质量评估、舆情处置等每一个环节，夯实责任，筑牢根基。教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硬核的能力，才能保证教材的质量。我们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我们坚持编研一体，设置专项科研课题，打牢教材编写的学理基础；优化作者队伍，聘请院士担任科学教材主编，组建科学家团队深度参与教材建设，聘请10位两院院士顾问为教材把关，切实保障了教材质量。
二是围绕新课标，聚焦课程教学的新趋势、新理念开发相关选题。比如，新课标发布后，我们及时推出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例式解读”丛书，自2022年6月上市以来，累计销售近百万册。围绕新课标提出的跨学科学习、大概念教学、项目化学习、深度学习等新理念、新做法，我们开发了相关主题的教师用书，很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外，针对新课标对科学类课程强调的实验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我们研发了一系列配套学习材料和资源包。在纸质图书基础上，我们还衍生开发了相关数字产品、培训课程，均取得不错的成绩。
未来方向是技术创新与出版创意的良性循环
《出版人》：当下，各行各业普遍被数字化浪潮席卷，在教育和出版普遍都在强调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您认为，摆在教育出版面前的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课题是什么？教育出版在此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需要如何破题？
郑豪杰：在数字出版方面，我觉得摆在教育出版机构面前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课题，是怎样建立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内生发展的硬核能力。
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专业出版通常是开发数据库、提供知识服务，以此来定义商业模式；教育出版通常是在线学习、在线教育的模式，为师生提供数字课程、数字教材和数字资源。在融合发展的概念里，提供服务是很重要的，区别于封装产品的出版发行。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尝试，一是开发数据库产品，如教育科学专题数据库，作为科研的一个工具；二是基于学科领域，开发垂直化的融合创新项目。比如，围绕科学，我们开发了科学教育智慧平台，建设可视化、智能化、美育化的课程资源，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和课后服务一体化设计。比如，围绕体育与健康，我们设计了体教融合的项目：以课题为引领，提供教材和配套产品，提供学练赛评的数字化系统平台，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教研和师资培训，为区域深化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我们在科学、体育、英语、学前教育等几个方向上都做了一些布局，接下来要检验一下成效如何。
困难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融合发展首先要解决管理机制的问题，否则难以支撑持久发展。作为单体出版社，教科社有自己的特点。目前我们有四个平台，以教科社为主体，还有中国教科院音像出版社、中国教科院培训中心和中国教科院课程教材研发中心。我们叫“四块牌子、一套人马、联体发展”，几个平台的资质和资源都很重要。音像社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培训中心具有培训资质，建立了培训业务体系，研发中心主要承担课题和教研工作。单一来看都不见得行，融合在一起就发挥了“1+1>2”的效果。
在管理机制上如何支持融合创新，需要我们在组织、制度、流程、业务等方面同步进行优化，特别是制度供给、人力配置、考核激励和工资总额管理方面，要为融合创新提供保障。其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必须调动人的积极性，要让事业发展和人的发展同步同向。我们不能把编辑、出版从业者异化为出版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要始终做到既“见物”又“见人”，更好地激发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工作我们正在一步一步推进。
《出版人》：过去一年在数字出版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您怎么看人工智能的价值和问题？会给教育出版带来怎样的影响？
郑豪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创造新的机遇、新的需求、新的客户、新的市场，为出版企业提供新的赛道，同时，出版企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教科社正在积极对接基于AI的新的出版应用，比如，AI内容生成、AI图像处理在出版与设计中的应用等。
当机器（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创作时，出版单位对内容生产的垄断优势将日益被瓦解，但对内容资源的选择、设计和优化的能力将成为出版单位作为内容生产者的核心优势。
人工智能对出版行业既是机会也是危机。就机会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内容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从传统的专业生成内容（PGC）到用户生成内容（UGC）再到如今的AI生成内容（AIGC），内容资源的供给是海量级的增长。随着数据、算法等核心要素不断升级突破，AIGC或将打破传统的人为局限，从理论上讲，AIGC将实现内容的无限供应。这会给内容生产行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出版人应能够善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内容生产和传播，提升选择、整合和生产优质资源的能力。
就危机而言，技术的进步会提升知识生产、传播的效率，但知识的内化和应用依然有门槛、有成本。AI时代，如果内容生产机构的创新能力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水平，不能满足人们的阅读和学习需求，沉溺于AIGC内容的人群越多，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就越萎缩。当出版无力在推动人类智识进步的进程中积极有为，出版业将何去何从呢？因此，促进技术创新与出版创意的良性循环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出版人》：结合教科社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实践，从社内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有哪些经验可分享？
郑豪杰：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坚持面向未来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决心不变，工作的力度、广度、深度会进一步加大。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错失战略性机遇，让出版社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失掉发展的优势。图书出版行业，要有这种危机感，始终对新技术、新事物保持敏感、积极跟进。我们既不夸大新技术的短期效应，又绝不能忽视新技术带来的长期、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我们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数字基建，为数字业务运营和企业数字化治理提供支撑。建设完成数字教材编辑加工系统，建设全社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对全社数字内容资源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为系统开发融合产品提供内容中台和运营服务支撑；建设在线学习平台，支撑在线培训业务发展；引进数字生产管理系统，对图书生产进行数字化流程再造，提升印刷生产的安全性、可靠性，提高出版效率。
二是调整优化内部机构设置。对社内数字电子音像业务相关部门及其职责进行调整优化，通过人才引进和自主培养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好地整合资源，深入实施融合发展战略。
三是加快数字资源建设，开发数字教育产品。适应数字化背景下育人方式变革和教材建设新要求，开发新一代数字教材；积极推进建设中小学科学教育服务平台、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体育与健康课程服务平台；配合国家中小学智慧平台资源建设要求，系统开发与教科版教材配套的全学科、全学段数字课程教学资源；大力开发基于图书的融合产品，比如，围绕项目化学习、新课标解读等图书开发数字课程资源，儿童有声绘本、电子书等，打造纸数融合产品；持续建设学前教育数字资源库，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教科幼教智慧平台”完成一期建设并上线运行，并且已产生一定的营收；“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教育科学文库”数据库进一步完善；积极拓展教师培训、阅读推广等业务，立体化推进教师阅读的品牌传播，形成融合发展的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