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艳 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1998年，《尘埃落定》如一声惊雷响彻文坛，作家阿来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二十年后，《云中记》广受赞誉，成为阿来的又一部高峰之作。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言：“我相信，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
向死而生的安魂曲
十多年前，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阿来就去了映秀等地捐款救援，此后还数次奔赴地震灾区参与重建，从北边的广元一直到南边的汉源，整个四川灾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此后的玉树地震、雅安庐山地震，阿来也都去过，“就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尽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义务”。
目睹种种惨烈的场面，阿来也有过写作和表达的冲动，但他坦言“不知道怎么写”“书写现实，会不会现实就把我们淹没了？书写灾难，会不会悲伤、残酷和死亡就把我们击倒了？”“再写一本书，还是重复灾难带给我们的悲伤吗？这岂不是和自己批评的作品是一样的。”阿来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有一种新的意义，能实现某种精神上的超越。
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的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阿来停下写了一半的小说，在新建的文档上敲下三个字——《云中记》。“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的云中村面临次生灾害的巨大威胁，劫后余生的村民被迫全体搬迁到平原。年复一年。村里的祭师阿巴感到身上的力气在消散，他最终回到了那个即将消失的村子，与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为伴。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村庄不久，“神迹”出现了：在妹妹被废墟掩盖的地方，两朵鸢尾花应声开放；阳光里，消失已久的鹿群结伴前来；夜雨后，被遗漏的种子的新芽破土而出⋯⋯与震后层出不穷的地震题材作品相比，《云中记》为灾难书写打开了一扇迥然不同的门。
在书中，阿来特别致敬了莫扎特，“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云中记》交响乐般的叙事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达，诗人欧阳江河评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文，阿来是一个祭师般的文学家，他把音乐的语言也放进了文学作品中去。出于节奏的、呼吸的、换气和转调的需要，小说中有大量的重复，但是每个重复又有非常微妙的区分”。
正如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所言，《云中记》是一部向死而生的安魂曲。
《云中记》自2019年出版以来广受赞誉。“有人说看了《云中记》，会感觉到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我觉得的确如此。”在“2019书业年度评选”活动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对获评年度作者的阿来及《云中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确实终于看到了一部如此有力地贴近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灵魂的作品，同时也有力地回应了我们现代人对于灵魂，对于心灵，对于我们的家园，对于我们如何安身立命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和表达。”
履行一种使命
“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小说一开篇，阿巴这位孤绝的殉道者的命运，就牵动着读者的心。阿来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奉献了又一位经典的人物形象。
阿巴出身于祭师家庭，和他的父亲、爷爷通过云中村文化的传承成为祭师不同，阿巴则是当地为了发展文化旅游而被培训为祭师。就是这样一位从未说全过自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头衔的祭师,因地震搬迁而失去了原来的身份，却在地震五年后回到村庄，完成了祭祀山神、安抚亡灵的使命。阿巴的返乡之路，是他的自我意识觉醒和人生价值实现的必然之路。而《云中记》着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阿巴的侄儿仁钦也一直尽全力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尽到了一个乡长的职责。《尘埃落定》中被割掉舌头的书记官，《云中记》的阿巴、仁钦⋯⋯阿来似乎对有“傻子”精神的人物情有独钟。“在聪明人当道的今天，人们把有坚守有执念的人当傻子。”阿来自己却对有职业精神、职业操守的人怀有敬意。“每个人都要忠于自己的职业，当乡长要把乡长当好，当祭师要把祭师当好。阿巴和仁钦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选择，但他们内在的精神是一样的——至少是要忠于自己的职守。”阿来觉得作家的使命也同样如此，“人生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在职业当中完成自己，实现我们的价值；二是作为一个家庭、社会成员在情感上完成自己。写作者的标准从诗经时代就有了，作为作家，我们就要对艺术忠诚，尽自己所能把作品写好”。
灾难书写是一个入口，和阿来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样，《云中记》也是一曲献给消失的村庄的挽歌。当“世界扑面而来”时，潮水般涌来的现代性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让原来的世界土崩瓦解，而阿来则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失败者”。“我并不拒绝和反对现代性。人类的进步是必然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但对那些失败者就没有一点同情吗？我更多是写这种同情。”
阿坝的高山大川对阿来性格的塑造，精神气质上的陶冶有着重要的影响，“故乡有一种无言之大美，让自己做一个大气的人”。阿来同时也指出，故乡只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出发点，“我们从故乡出发，走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在书斋之外，行走给阿来的写作带来了重要的影响，“高尔基曾说，他早年在俄罗斯大地上的漫游就是上大学。某种程度上，行走也是另外一种学习的方式。向大地山川学习，向老百姓学习，而且这种学习和书本学习不同，是参入情感的”。
了解阿来的人都知道，阿来堪称是一位博物学家。《云中记》对大地山川、一草一木的细腻描写和充沛情感，正是源自于阿来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苍生悲悯的情怀。
“伟大的小说第一是要写出真正的人，真正的生活。现在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狭隘的理解，觉得有个好故事、好题材，像照相似的写出来就行了。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够，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发掘出更多的东西。第二，作品的感染力是由语言和审美来完成的。小说毕竟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必须在语言上有创新，在审美上有追求，建立一种新的审美风范。第三，更重要的是，文学不能放弃精神性的追求，要发挥提升人精神境界的作用。”阿来对自己创作的自信源于他对文字的敬畏，“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要求自己。有过成功就容易松懈，我自己确实没有放弃，还有进步的可能，还要有上升的追求，而不是躺在过去虚假的小名声上。只有做到这点，才是一个作家能够继续前进的根本原因。我希望自己每本书都有一点小进步。至少《尘埃落定》运气是好的，现在《云中记》能得到大家喜欢，这就非常好了。”
李敬泽曾说，从《尘埃落定》开始，阿来一系列的写作“几乎就是一个宏大的建筑”，而到《云中记》是“宏大的建筑一块封顶的石头摆好了”。阿来则幽默地回应说：“这可不行，我们下次得再加一层。”写作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阿来一直在努力地向上攀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