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杂志 记者｜李 丽
新冠疫情持续下，新书版权引进更加谨慎，但已签约引进出版的图书再版率和续约率很高。
“做核酸来面谈的都是真爱吧！”
“尽管疫情之下很多困难和限制，但依然期待有一次可以面对面的书展。我们已经与不少出版社线下或线上提前会谈了，书展期间将有更多会谈。”
“我们手头积累了大量的优质新书选题。和中国出版社的约见表已经爆满。”
千太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千先生、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负责人黄家坤、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星，对来之不易的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英文简称“BIBF”）线下书展表达了各自的期待。
在全球经历了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以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黄家坤、王星，以及姚氏顾问社（CCA）北京办公室负责人范根定、DK出版社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郭志平等版权代理机构负责人均表示，尽管总体版权交易数量有所下降，版权引进输出双向都面临着困难，但在新书版权签约减少的同时，已签约出版的引进版图书再版率和续约率很高。千先生告诉《出版人》杂志，该公司代理版权的童书，尤其是套书，基本上都续约了，有些卖得好的书已经续约3次。
范根定认为，中国读者市场在不断扩大中，远远没有达到高峰。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富裕程度增加，中国图书市场必将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王星坚信“图书不会消亡，阅读是永恒的，相信未来”。而黄家坤的感受是：“中国出版社在积极主动适应新的市场变化，这两年本土作品出版较版权书更强势一些。我觉得疫情给全世界出版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家都在努力思考和实践，摸索新形势下更好的生存之路。编印发和营销的数字化，以及书稿传播媒介的多媒体状态是目前所看到的最大的变化。数字化正在改变传统出版业的格局。”
同时，这些版权代理人现在最忧心的是不知疫情何时结束，疫情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给日常工作计划造成困扰。导致有些引进版图书不能按期出版，引发诸多问题，增加额外成本。
为应对这些不利影响，他们也在主动与外方沟通，阐明中国出版人的困难，尝试调整授权方式。如姚氏顾问社提出，把出版准备期从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合同期从5年延长到6年。该公司还计划于明年探索推出一次性买断10年授权期限，纸质版电子书有声书一并授权。
和出版界的其他人一样，版代们盼望着疫情尽早结束，“能和海内外的出版界同仁们重新聚在一起，聊聊选题，看看样书”。
新书引进更加谨慎 出版社注重再版书经营
据郭志平介绍，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线下销售受到的冲击应该是很大的。作为DK公司在中国的代表机构，郭志平说他们只向国内授权DK自己的图书，主要还是科普百科类图书，就DK的业务来看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每年达成的合作项目与往年大致持平，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方面因为DK图书一向以线上销售为主，京东、当当以及天猫等线上平台一直是DK图书传统线上销售主渠道。疫情的爆发，更是把传统线上平台推上一个新台阶。所以在疫情出现初期DK图书的销量反而有所增加。另外，疫情初期确实对国内外新书的正常出版带来不利的影响。很多新书不能按照原来的出版计划如期出版，因而人们更加关注再版书和常销书的经营，而常销书恰恰是DK的长项。DK的书正是不断地再版、重印而成为常销书。实际上DK每年在中国授权出版的新书并不多，一般来说也就是100个品种左右，而再版书、重印书支撑着80%以上的销售额。一本DK的书往往要卖上10年、20年，甚至更久。郭志平补充说：“当然这期间我们也不断地更新内容，赶上时代的变化。正是凭借再版书和常销书的优势使疫情以来我们的业务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表示，疫情持续到今天对DK在中国的业务影响不大，除了销售额持续增长，“我们和国内出版社的合作也一如既往，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而且有些合作的图书在疫情持续期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销售业绩，比如一本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从DK引进出版的《微生物大百科》在疫情爆发后多次重印，反映了疫情期间人们对相关知识的渴望”。销售最好的图书是两年前国内引进出版的《DK博物大百科》，自出版以来已累计销售近百万册。
王星的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要代理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德语类少儿图书版权，以及少量英文和法语图书，王星在这两年的工作中也发现，国内出版社决定购买一个新书版权变得十分谨慎，有的社年度续约超过新签。与此同时，许多已经在中国市场反响良好的引进版图书销售呈不断上升趋势，且一直再版。华德星际代理的不少图书都成为了国内市场的常销书，比如：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的《牙齿大街的新鲜事》和《肚子里有个火车站》，四川少儿社引进出版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以及新经典引进的《森林大熊》和雅诺什的小老虎小熊系列等。但王星认为大家对新选题的潜在需求还是很大的，新书签约减少主要是受制于各种客观因素。她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外界的各种限制变宽松一些。“虽然受疫情影响，版权销量受限，但同时也正因如此，我们手头积累了大量的优质新书选题。我们和中国出版社的约见表已经爆满。”王星做好了准备，迎接这波压抑已久即将在本届BIBF上集中释放的版权需求。
在范根定看来，确实有新书比例下降、再版书得到更多重视的趋势。他判断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书书号审批更加严格。带来的变化是出版社对新书版权的选择越来越谨慎，评估周期加长，但与此同时预付版税和图书定价明显提高；另外一个效应是，出版人更加重视挖掘现有资源潜力，投入更多资源推再版书。
黄家坤也认为疫情之下出版社都更注重对再版图书的经营，新书购买量相对减少。而千先生的观点是，因为新书投入大，而再版书只需补交新增版税即可，所以疫情持续影响之下，图书再版率更高。
科普、少儿、健康、艺术、知识类图书需求增加 版权输出愈加艰难
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主要代理英语和欧洲语言的图书在国内的授权，北京代表处负责人黄家坤透露，疫情之后授权的总数量有所减少，但欧洲语言的授权量增加了。知识类的图书相对销售比较好。反响好的还是一些已经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再版书，如《自控力》《谁动了我的奶酪》《杀死一只知更鸟》《肖申克的救赎》《可怕的科学》《小屁孩日记》等。黄家坤说，她们准备了包括成人书、儿童书， 虚构和非虚构类的很多好书在本届BIBF上介绍给国内出版界。
范根定则坦言，受疫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姚氏顾问社（CCA）所代理的身心灵类图书、政治类图书，销售急剧下降。科普类、少儿类、健康类、艺术类、知识类图书明显需求增加。因为疫情导致读者更关心健康话题，人们社交时间减少，独处时间增多，由此补充知识、欣赏艺术作品的需求推动了科普、知识类图书和艺术类图书需求增加。而少儿市场是一个刚需市场，不断增长合乎预期。
范根定说，疫情极大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出版业。以去年CCA代理的图书在市场上表现为例，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大事件、名人、艺术类图书，特别受到关注。比如由中信引进出版的《瘟疫与人》《漫威之父斯坦·李》，电子工业出版社艺术分社引进出版的《艺用人体结构》，都卖得非常好。二是人们更关注新科技群体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比如时代华语引进的R&L出版社的讲述硅谷才俊致富经的《财富自由》，获得极度追捧。三是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健身类相关图书。如新经典引进的《球鞋 潮流文化史》，后浪引进的《瑜伽3D解剖书》系列，中信引进出版的《神奇的肝胆排石法》《芳香疗法配方宝典》，都出现了热卖现象。
王星表示，国内各出版社引进版权的选题范围有所扩展。形式活泼的知识类选题最受欢迎。在童书领域，感觉大家关注的阅读年龄段有所提高，面向6岁以上少儿的普及知识类和功能性图画书以及成长励志类的获奖文学作品备受关注。
千太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主要代理日韩图书版权，千先生介绍，疫情爆发后，去年上半年公司业务受到一些影响，但整体来说影响不大。童书的需求量变得更大了，面向3～6岁幼儿的数学、科普类图书，与小学生的数学学习相关的图书、子女教育类图书（性教育、青春期子女沟通术、儿童情绪管理）等领域的图书需求量很大。他说，也许这和“双减”政策下，家长的焦虑有关。他觉得在国家“双减”的多种组合拳下，以后考验的是家长的心理素质和学识才能，近期此类版权书的需求量正在变大，似乎佐证了这一点。“所以，除了童书外，以家长为读者对象的各种图书应该有不错的市场前景。”
提到“双减”政策对版权书的影响，郭志平认为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十分及时，是对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应试教育以及中小学生课业过重的重要纠正。“双减”政策落实后，学生不仅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户外运动，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这正是我们国家长期追求的但始终没有真正实现的素质教育。“而DK图书正好能够发挥优势，为广大减负学生提供提升素质教育的优秀读物。” 在市场上新书授权普遍减少的情况下，DK依然向国内出版社新授权出版了《了不起的数学思维》《儿童情绪管理》等图书，并取得了非常好的销售业绩。
黄家坤也表示，“双减”让学生也许可以有更多课外阅读时间，“希望他们能饱览古今中外的优秀图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不再是应试型阅读”。
在引进版图书品种发生变化的同时，国内原创图书版权输出受疫情影响更加艰难。王星说，外方出版机构因为疫情而受到重创，新品减少，引进中国原创作品的需求不大。
范根定说，图书版权贸易受国际政治影响，不确定性增强。大环境不利，中国原创图书输出的成功案例少，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此代理机构积极性不高。
不过，DK通过积极探索，携手中国出版社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初战告捷。郭志平介绍说，DK除了向中国引进版权，授权出版以外，还一直寻求和国内出版社的深入合作。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DK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DK除了授权大百科出版社出版几个DK重要的百科系列，还共同开发以中国为主题的面向全世界的图书，如《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没有放缓双方的合作。继《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之后，双方又合作出版了《古代中国》，这本书的英文版已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中文版亦将在近期出版。另外还有《穿越时空的长城》，中英文版将在今年年末同步出版。
探索延长合同期和授权期限，简化授权后工作
虽然各位版代们表示，疫情持续和各大国际书展线下活动的取消，对信息交流的影响不是很大，基本可以依靠线上解决，通过频繁和紧密的线上交流，中外双方一直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他们承认，多多少少还是带来一些麻烦。王星说，疫情期间样书寄送不顺畅，再加上外方经常居家办公，回复反馈缓慢，令时间成本不断增加，效率低下，为新书推广和版权谈判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郭志平说，在疫情爆发初期，很多印厂不能满员开机，使得图书印刷周期延长，满足不了市场需求。DK就与合作的中方出版社一起同印刷厂协调，尽量缩短印刷周期，以保障市场需要。
黄家坤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作者原来经常可以参与线下营销活动，目前只能在线上进行。最大的变化是合同的电子化，由于疫情的阻隔，国际邮政服务出现了问题，所以安德鲁·纳伯格公司原来的纸本合同已经基本改为电子签约合同。
千先生认为疫情对公司的日常工作似乎没什么影响，“我们和韩、日的出版社定期举行视频推介会，效果还不错！几乎每天都请国内各大出版社的版权负责人以及中高层举行选题论证会，有时海外出版社的编辑也一起在线参加，不仅提高了效率，签约率也很高”。他觉得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出版界同仁和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水平与海外作品无法完美软着陆之间的矛盾，这两年这个矛盾似乎变得更大了，所以，他们开始走“定制”路线，一条腿是传统的版权引进，另一条腿是针对中国市场“定制图书”，让海外的作者直接按照国内市场需求，为国内出版社服务。
范根定也认为，虽然书展取消，面对面沟通减少，但是因为有视频会议工具，沟通交流影响不大，反而效率更高了。在与国内出版者沟通方面，姚氏顾问社（CCA）加大了社交媒体工具运用，建立了微信群，尝试把不同兴趣的出版人分类分群组织，也提高了沟通效率。合同签署方面，积极推进电子签名办法，减少样书和纸质合同邮寄，降低了费用，提高了传递效率。
面对疫情造成引进版权的图书不能按期出版等问题，CCA的应对措施包括：一是主动向外方阐明中国出版人的困难，提出把出版准备期从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合同期从5年延长到6年，得到大多数外方权利人支持。二是计划明年尝试推出一次性买断10年授权期限，免除出版期限限制，延长图书销售周期，鼓励购买版权的出版人做更多市场推广，但授权费也提高到5000美元起跳，纸质版电子书有声书版权一并授予，不再涉及版税率和年度版税报告问题，大大简化授权后工作，让购买版权的出版社把精力集中在选书和做好策划营销上。
范根定解释说，授权费最低点提高了，现在5年期最低2000美元，是预付版税，但是购权方需要按外方要求提交年度版税报告，版税按实际销售数量计算，最后销售有超额，要补交新增版税。实际上现在30%的书有新增版税。
如果改成10年买断方式，提高一次性投入，但是后期销售超过预期都是国内出版社的，可以激发他们的动力，做少、做精，努力策划营销。范根定说：“现在还没有这样做，想尝试。现在的授权模式有出版准备期，出版人往往不能按期出版，还得申请延期，不然外方就收回权利。年年提交版税报告对国内出版社也是负担。”
范根定透露，疫情期间，有很多书不能按时出版，不过通过他们与外方积极沟通，只有一家外方版权人收回了权利，很多外方表示理解，支持延期出版，有的甚至同意延长合同期，给了中方减少损失的机会。
“中国出版业已经成为全球出版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年的BIBF因为防疫政策限制，很多国外出版人不能来参加，他们都表示遗憾。法兰克福书展，因为中国版权人和出版人的大量缺席，也大打折扣，我了解到很多外方合作者也因此取消了法兰克福书展之旅。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出版业交流交往，通过图书引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一种高效的发展途径。”范根定说。
同样在版权代理和中外版权合作领域工作多年的郭志平则表示，希望我国政府加大对盗版图书的打击力度。DK遇到最大的烦恼就是盗版书泛滥。“有些网站专门销售盗版图书。DK的书基本上出一本，马上就有盗版书跟上。据说盗版书的销售量超过DK的正版书。”
